作为同属于东方文明浸润下的中国和日本，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体现出一衣带水的邻居关系，而且在文化交往方面自东汉开始迄今已经具有了两千年的往来历史。回顾中日关系史，中日两国之间既经历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也发生过政治摩擦、领土争端及文化冲突之类的矛盾。因而，中日之间的往来历史可谓是一段民族合作交流史也是一段民族辛酸对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中日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合作与交流、矛盾与冲突相互交融。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已不仅仅只是涉及到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还直接关系到区域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而，重视中日之间外交的动态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研究，为促进两国之间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可行性的指导意见，既是两国政府应该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共同确保中日和平发展所义不容辞的责任。鉴于此，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推理、比较分析及多学科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从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与胡耀邦，江泽民与李鹏、朱镕基，胡锦涛与温家宝到在届的习近平与李克强等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日本观，并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日本观的异同点，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历程。希冀为当今中日关系的研究和外交方针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1)第一章分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日本观。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强调要正确区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大力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中日只有友好才能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也实现了由敌对到缓和的转变，终于在1972年9月，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逐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展开了交流与合作。　　(2)第二章分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日本观。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处时期，中日已恢复邦交正常化，两国往来趋于频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和平友好的新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认为日本战后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在对日交往中要求日方必须正视历史，妥善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争议问题;同时指出加强和巩固中日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的发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3)第三章分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日本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认为，与日发展外交关系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继续深化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与日构建和平友好的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头的再次兴起。　　(4)第四章分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日本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日本是我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伙伴，两国要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珍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中日两国要在战略互信中和谐共处。　　(5)第五章分析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日本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为要联合日本发展经济，推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但主权问题不可退让，日方在处理中日争议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影响着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仍要正视历史，着眼未来，加强和深化经贸领域的合作。　　(6)第六章是针对以上党的五代领导集体的日本观进行了异同点的比较分析。分析出党的历代领导集体虽所处时代不同，但在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上，却有相同的看法和认识:一致认为日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一致坚持两国只有和平友好共处才能促进共同发展;一致认为两国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同时，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日本观亦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日外交战略方针的不同和对日观的侧重点的不同两方面。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日本观集中反映在对日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不仅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也启示我们和平时代的大国外交应该以确保国家利益为根本前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服务，为推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