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是明清之际浙东地区一位惊世奇才，放诞不羁，集晚明文人的颓废与官宦子弟的浮夸于一身。然而，他多才多艺，能歌善文、精通戏剧、知晓音律，同时在史学上更是具有突出的成就，与万斯同、谈迁、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明清易代之际，张岱一改之前的浮夸与颓废，成为一位立场十分坚定的明朝遗民。张岱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因为他是明清易代的亲历者，亲眼目睹了那个极其壮丽的大明山河如何变成满目疮痍的“残山剩水”之情形。　　明亡之后，张岱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最终选择了一条“苦隐”之路，成为明季遗民群体中的一员。遗民学者多以存史为“后死之责”，这种“存国史”即是“存明待中兴”的特殊史学情结。这份史学情结，使得修撰明史成为明清之际遗民的“共同事业”。因此，作为“苦隐”代表的张岱，则倾心致力于《石匮书》的修撰。修撰《石匮书》不单单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承担着世乱时危之际的经世重任。所以治史对于遗民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其隐蔽地对抗朝廷的行为，意义十分重大。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兴亡之感，是明季史学的核心主线。张岱面对国破家亡的凄凉画面，以及异族他姓入主中原的残酷现实，空有满腔热血，却无力回天。于是他有了自处之道，远离那个“爱奢华，好精舍，好美婢”的放荡不羁的风流名士形象，开始尝试“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的“苦隐”生活，并把所有的无奈、哀怨都发愤到《石匮书》的创作中去。“国可灭，史不可灭”，写一部真实反映明朝兴亡的历史，并将自己强烈的遗民情感投注于史著，这不仅是张岱，也是甲申之后整个遗民群体共同的修史情结。《石匮书》写出了张岱的明亡之思，道出了张岱的遗民心声，使我们深深懂得了遗民身份带来的沉重苦累与责任。然而，这就是张岱，一个平凡但不失淡雅、复杂却具有非凡气质、怀念而不应被忘却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