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到清代，中国始终追求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但对这么大的国家来说，皇权要完全控制住全国的局面，保证国家的统一，是十分困难的；而没有这样强有力的皇权或中央集权，要长期维持统一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一直存在着地域的自律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是为了“探寻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提出，并且为具有不同政治利益关系的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所支持。1909年，清朝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得以全面推行。不过，一些城市从戊戌变法时已试办地方自治，其中以上海、天津两个地域的章程最为完备，且最具成效，遂成为全国各地模仿的对象。因此，本文拟通过上海与天津两地比较来探讨清末地方自治的性质。 本文包括绪论、正文(三章六节)、结论等部分。 第一章第一节首先探讨除了西方地方自治理论的影响外，在地方自治主张中也能看到清初封建论的影响。特别是以顾炎武的思想为中心，本节考察戊戌时期前后地方自治主倡者怎么反映其内容。第二节通过清朝颁布的“自治章程”与在地方报刊上自治内容比较而说明两者的自治意识。 第二章着重论述租界对上海、天津地方自治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主要考察规模差别、英国影响、以及租界开辟意图，第二节通过租界与居民的冲突，比较义和团运动以后《东南互保约款》签订过程及内容与天津都统衙门设立背景，来说明两地地方自治机构设立的外部条件。 第三章对上海、天津自治运作的情况作了研究。第一节通过两地本身的历史、报刊情况、民间组织(或者自治机构的前身)，以及自治倡办者构成说明实行自治的内部背景。第二节由于清朝自治章程颁布以前和以后两地选举和组织内容有变化，本节分为两个时期，说明两地自治机构的选举、组织、以及案件处理(包括经费来源)情况。 结论如此：第一、地方自治除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在地方自治主张中也能看到清初封建论的影响。特别是它受顾炎武的思想，顾拥有“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看法，主张不拘回避制的本地人参与地方政治。与戊戌变法时期不同，它是扩大支持基础、实施地方自治的重要作用因素之一。第二、关于租界对自治的影响，上海租界开辟不仅比天津早，公共租界的面积比天津大，且对于市政管理来说，上海主要受英国的影响和控制。而在天津，9个国家不同的管理使天津市政呈现相当混乱的状态。而且在租界开辟的目的而言，天津是除了商业的目的，列强的军事目的也很浓厚。因此两地实施地方自治的社会基础气氛有所不同。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际，上海通过“东南互保”维持稳定的秩序，而在天津，列强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都统衙门”直接控制中国居民。所以，天津不象上海，地区社会本身不能形成积极性的自治气氛。这样，两地社会气氛不同，这导致了不同的自治实施背景。即在上海会形成以居民(特别是绅商)为中心的自治实施背景，而在天津则由接受都统衙门的袁世凯本人主动实施地方自治。第三、上海人早就成立他们的商会并且积极参加地方公事。天津，作为天津“官”的权力显然更强，绅商在城市社会中的独立意识明显薄弱，表现出靠近政治中心的城市，政府的控制力更加强化的趋势。而且财政方面，上海能保持稳定的收入，而天津县议事会在多方严厉监督控制之下，则成了“无财政权力的地方团体”。总体来说，上海在实行地方自治时，有相当有利的条件，特别本地人的积极自发参加能得到有效自治成果;但在天津以“官府”主导为中心的运作自治成果相当有限，而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使得这种有限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