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治理格局变迁之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持续扩大,国际投资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了更高的期盼。2013年,中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同时也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为186.9亿美元,截止年末存量为1794.7亿美元。面对中国大规模的投资,沿线国家的国内技术创新是否会因为中国的投资而产生变化?现有很多文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还受其它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与两国间技术差距。劳动力要素是一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实现生产力提升的重要要素禀赋,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以及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实现均受到两国间技术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劳动力要素和两国间技术差距是否是其作用路径中的调节因素。本文首先对中国对外投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的区位和行业差异。接着,从劳动力要素和技术差距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从资本配置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三条路径探讨了FDI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本文运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等方法计算了技术进步指标,并利用200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促进国际经济良性循环提供价值参考。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整体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进步,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对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技术进步促进作用不显著,但是能显著促进高收入国家的技术进步。第二,东道国劳动力要素和两国间技术差距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的技术进步有调节作用。第三,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资本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路径促进沿线国家的技术进步,而产业结构效应对沿线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呈负向阻碍作用的。基于前文的分析研究结果,本文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启示:中国方面应积极推动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投资时应采取多元化和差异化方式;沿线国家应提高自身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