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研究高管薪酬及其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可以为薪酬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提供新思路。最优契约理论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现有文献也大多证实了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的绩效联系起来可以减轻股权代理成本,但是这种仅仅考虑股东与高管之间代理成本的薪酬契约设计显然忽视了债权人的利益。因为企业资金并非全部来源于股东,债权人作为企业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代理理论提出,企业的代理成本包括两类,一类是股权代理成本,另一类则是债务代理成本。债务代理成本产生于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当股东或者与股东利益一致的管理层为了谋取私利而损害债权人的权益时,债权人会通过调整债务契约增加债务成本,由此带来的成本便是债务代理成本。而已有文献中对于债权人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不足。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企业主要的债务来源为银行借款,且短期借款的比重大于长期借款的比重。同时金融危机和利率市场化也使得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对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公司的审核更严格,这一系列的原因促使企业在进行高管薪酬设计时不得不去主动关注债权人的利益,这就是债务的治理效应。那么债权人真的可以影响薪酬契约设计吗?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之一。如果债权人可以影响薪酬设计,股东为了迎合债权人的利益主动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结果就是,高管因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而产生一些诸如消极怠工的自利行为,此时股权代理成本会增加。这就引出了本文的下一个研究问题,如何在既定的债务约束下,平衡股权和债务代理成本呢?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内部控制这个变量,从管理者自利的角度出发,运用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法分析内部控制如何发挥治理效应,减轻两类代理成本。本文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1)债务约束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在薪酬契约设计时需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2)内部控制对债务约束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相关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它均衡了两类代理成本,因此需要在设计内部控制体系时加入债权人保护的信息,向债权人传递利好信号;(3)民营企业内部控制对债务约束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反向调节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设计、内部控制体系设计和公司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