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近百年始终存在的宫苑诗坛，是当时诗歌创作和诗歌交流接受的中心，而初唐学士则是宫苑诗坛中创作传播的主体。初唐学士应该包括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在文学上有相当的造诣，以文学才华晋升仕职；二是政治舞台上能极尽风流，直接参与政治文化之演进。初唐学士之浮沉跌宕，不仅表现出政治势力及其体现的社会力量的转化，并显现出“士"之精神特质的转移及其历史背景。 上官仪贞观登第、召校弘文馆直学士，后累迁至宰相，超迈时流，但不久就遭构陷致死，代表了初唐“士”阶层之政治命运和精神特质之演变，在初唐学士中具有代表意义。上官仪之显赫及“上官体”之形成，皆与初唐政治有着深刻的关联，而其遭构陷致死更是导引于政治势力之斗争。上官仪的诛灭，某种意义上恰是初唐学士之“士”精神特质的终结，其生前文名及其遭遇，代表了初唐整个“士”阶层的政治命运，从中可以发现初唐学士当时的处世心态及文学思想。上官仪的诗学理论主要见于《笔札华梁》，其间分别论述了“八阶”、“六志”、“属对”、“七种言句例”、“论对属”、“六对八对”、“文病"、“笔四病”和“调声”。上官仪对律诗形成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其声律论既成为古诗向律诗过渡阶段的理论总结，又示来者以新轨，为沈俭期、宋之间等人在律诗最后定型上的努力导夫先路。上官仪的诗歌创作“好以绮错婉媚为本”，即通过“绮错”的美感形式，来实现“缘情”的审美内涵，亦即以精致而灵动的美感形式融人意蕴无穷的情志，以音韵谐畅的声律美感创造心物融合无间、情景宛然密合的诗境，达成浑成秀朗、滋味醇厚的韵致，力求吸取六朝声辞之美来表现雅正的恢宏气象。 以上官仪遭构陷事件为关捩点，初唐“士”之精神特质完成了从宫廷走向民间，从待召之上层学士移位到偃蹇不得志之下层文人的转变。故可分贞观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来介绍初唐学士的文化心态及文学活动。武德、贞观前期的初唐学士，以差遣官身份“商略政事”，直接参与了夺取政权和文化整合运动，其文化职能主要表现在著撰文史、掌管图籍、校理典籍、教授生徒、制定礼仪制度上。他们对于唐初的文化建设和“贞观之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热衷于总结文学和政教得失的关系，认为尚淫丽之文，长浇伪之风，可遭乱亡之祸，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否定文学的特点，集会游宴，研磋诗律，他们对诗学理论的探讨亦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贞观后期，由于政治力量的变化，学士精神主体结构也发生变化，新的观念和心态萌发，士人“才优而德薄”，普遍具有尚文轻儒、急于干进的利欲之心，阿谀献媚，而无儒雅之态和骨鲠之气。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多典雅富丽的“颂美体”，呈现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美学风格。这一时期学士之参政议政职能也逐渐削弱，其以道自居之特性功能基本散失。所以贞观后期、高宗朝的学士群体在诗歌史是一个倒退，他们没能在上官仪等前期学士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诗歌艺术的发展，其诗歌雕缋满目、难以卒读。迨之四杰等中下层诗人，他们沿着上官仪与贞观前期学士群体所代表的方向，在“性情”和“声色”的统一上继续做着努力，于贞观后期学士群体普遍缺失的性情和“士”之精神特质的回归，迈出了重要步伐，因此呈现出盛唐气象的端倪。 从武德四年秦馆学士之初设创制，至麟德元年上官仪诛灭，初唐学士在历史舞台上极尽风流，对于初唐政局的发展及政治力量的变化都起到了重要影响。全面考察初唐学士的政局遭际和群体心态，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初唐百年间诗歌创作，如何由于性情和声色的逐步完善过渡到盛唐之音的嬗变轨迹，说明上官仪和初唐学士在诗史演进中的巨大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