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标准的实施问题一直是会计标准制定者、监管当局以会计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中国会计标准近十几年来,发展变化之快,可谓罕见,各种规定、解释、条例、准则乃至指导思想变化莫测。但如果将我国近五十年的会计标准发展历程做一归纳,那么可以将其发展脉络表述为:先法苏联,后师欧美,尽管其中也纠结了“国家化”与“国际化”的争执。固然,以移植方式制定会计标准可以更快地改善会计标准质量,但却难以保证会计标准的有效实施。会计标准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会计标准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会计标准的实施效果,但更为重要的是支撑环境等实施机制在会计标准实施中的核心作用。回顾我国的会计标准改革历程,主要是以移植的方式制定会计标准,对会计标准的改善关注有余,对实施机制关注不足,对“新兴加转轨”的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本文认为,要将视角和话语从对会计标准制定的关注转向对会计标准实施问题的关注,探求会计标准得以有效实施的机制。首先,本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现有研究表明,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影响会计标准实施效果的关键动因,法律和政治制度不但直接影响了会计标准的实施效果,还通过影响包括金融市场发展状况、资本结构、所有权结构与税法等动机因素影响会计标准的实施。然后,又考察了欧盟、英国以及美国的会计标准实施机制。在考察美国的会计标准实施机制时,从美国法院对“重要性”的诠释入手,从一个微观角度,辨明了会计标准得以有效实施的机制,该案例充分说明了完善的产权保护法律以及有效率的法律实施机制是决定会计标准有效实施的根本原因。欧盟、英国以及美国的会计标准实施经验表明,在制定会计标准时,要充分重视会计标准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各种制衡机制保证会计标准得到有效遵循。　　 为了考察我国会计标准的实施效果,本文以资产减值为例,以价值相关性作为评判标准,考察资产减值会计标准的实施效果。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以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为基础,对模型进行适当调整,以满足研究需要。实证研究表明,资产减值成为管理层操纵利润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达到会计标准制定者的目的。此外,现有研究表明,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会计标准的实施效果,本文又考察了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对资产减值会计标准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在提高资产减值会计标准实施效果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本文认为,尽管我国已经在上市公司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和权力制衡机制,但很可能这些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随后,本文将视角转向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即为何我国会计标准实施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法律移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求能够洞悉我国会计标准难以有效实施的根本原因。固然,会计标准体系缺乏稳定性、系统性以及主体参与不足等因素影响了会计标准的有效实施;但本文认为,本土社会事实与外来法律文本的抵牾、自生秩序与立法秩序的悖论、正当性追求与移植实效的追求以及单项制度与制度环境的矛盾等问题,是制约会计标准难以得到有效遵循的关键动因。　　 在探求会计标准的实施机制时,本文认为会计标准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标准,会计标准本身的生发演进机制有其固有逻辑。会计标准的形成、发展以至不断完善与法律和经济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分析我国会计标准实施面临的困境时,从清末法律移植谈起。本文认为,清末变法与当前我国的会计标准改革有诸多相通之处,通过对清末变法的反思,能够识别制约我国会计标准实施效果的深层次原因。　　 最后,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简单借鉴、移植国际会计标准(或美国会计标准)的标准制定策略进行反思,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标准制定模式。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本文提出了我国会计标准体系建设思路。决定会计标准体系能否走向完善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有一个以保障公民产权不受侵犯为核心的宪政理念所统领下的法律体系,一个明确的以保护信息使用者利益为核心的会计目标,再加上“目标导向”的会计标准制定模式。我们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