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为跨方言比较的对象。在跨方言比较过程中,充分利用丰富的汉语方言语法资料,借助“两个三角”语法理论,立足于语音形式和语义语法表现,通过综观概貌和微观透视,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方言完成体标记成分的形义特征、总体类型、共时分布和历时语音演变情况,力求在描写总结的基础上能够解释现象成因。本文共六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结合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现状说明语义范畴对跨方言语法比较的重要意义,讨论了汉语体貌范畴的语义范畴属性,从扩大语法事实考察视野角度说明跨方言比较对汉语体貌研究的重要价值,确立本文以方言完成体标记为具体研究对象。其次,结合已有认识说明本文对完成体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办法。再次,结合跨方言比较的特点讨论了本文对“两个三角”和“句管控”研究方法的具体理解。最后说明本文框架、方言语料来源和引用规范等情况。第二章为汉语完成体的研究现状述评。鉴于汉语完成体的有关文献数量庞大(约2000篇),本文单独成章来详细梳理,以便为“整体汉语”视角下的跨方言比较寻求突破口。本章主要分为共同语、方言、历史语法和其他领域来分别梳理,评述得失,从中可以看到各个领域都共同存在着“争议多、不均衡”的共性问题,因此通过跨方言比较扩大语法事实的考察视野就成为重要选项。第三章综观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的总体类型、音义概况、地理分布和演变趋势。首先结合实际情况,把方言完成体标记区分为后附型、前置型和变音型三大类。然后重点考察后附型标记这一主体类型,具体采用方言地图和非地图文献资料互证互补的方法,细致考察各小类的语音形式和地理分布情况,发现南北方言总体表现不同,接着运用语音演变理论从声韵调的具体表现分析该类标记的语音弱化演变趋势的详情,最后把该类标记的突出音义特征概括为“音源多途”和“一标多用”。第四章从相对微观的视角选择后附型标记的两类个案(北方方言“了”类标记和南方方言“掉”类标记)进行跨方言考察。北方方言“了”类标记有同形和异形之分,同形类方言与异形类方言的地理分布呈现为大致对立的分布状态,本章采用“点面结合、单点透视”的处理办法考察了异形类方言“形义错配”的具体表现,从语法系统内部功能分化和语言(方言)接触的不同影响两个主要方面解释了形成地理分布对立的内因和外因。南方方言“掉”类标记体现出很强的共性特征,本章采取分区分小类依次归纳对比的办法,总结出该类标记的多项共性特征和细节差异,然后结合普通话“掉”类词的体貌特征、方言“掉”类标记的历史来源和汉语完成体的总体特点思考了“掉”类标记的完成体地位问题。方言“掉”类标记在地理分布上的共时联系和历时替换过程,可以看出南方方言之间的历史接触痕迹和移民联系,也可以看到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五章梳理变音型标记。本章依据变音方式把变音型标记分为儿化类、D变韵类、变调类、混合变音类等四种主要类型,总结了每类方式的语音特征、语法意义和地理分布等情况。总体来看,变音方式都具有很强的口语色彩,受到的限制较多,通常都有特定的变音规则,主要发生在单音节动词或形容词身上,具体语音来源多与“了1”有关,而且南北方言采用变音方式的总体表现有所不同：北方方言里变韵、变调、混合变音等各种变音方式都比较普遍,而南方方言里似乎只有变调较为常见。本章认为应从是否在方言语法系统中表达了独立的语法意义来认定其语法性质。此外,还结合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将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的语音弱化链条具化为“动词(“了、过”等)→动态助词(“了、过”等)→词缀((?))→屈折化阶段(儿化、D变韵、变调等)→零形式(：/Φ)”,从口语和书面语互动角度推测了变音型标记和普通话“了”等其他标记之间竞争发展的可能态势。第六章结语,总结了本文通过跨方言比较得来的一些基本认识,指出了尚存的不足之处。整体来看,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的总体类型表现南北有别,地理分布特征呈现为“跨区串片”,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形义对应关系基本呈现为“大同小异”的错配状态,语音弱化大趋势与功能单一化并不对应,怎样处置“一标多用”难题将会影响到整个研究进程。本章还结合跨方言比较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思考了跨方言比较的材料处理和多重研究价值问题,就完善方言完成体的调查内容和思路提出了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关注视角尚不平衡和理论解释尚有不足两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