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后殖民翻译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评述，而批判反思性的研究专著还未见到。后殖民翻译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是吸收多批评少。而批评意识在对待外来理论时是至关重要的，往往是本土创新的先导。基于此，本报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致力于更全面、深入地反思后殖民翻译，并以中国翻译实践验证并修正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而尽微薄之力。　　 总的来说，全报告以后殖民翻译研究关键词作为反思基点，如表征危机、历史转向、权力转向、翻译策略、文化杂合等作为切入点，并通过这些关键词，将更多的关键词串联起来。第一章表征危机，通过帝国之眼、他者为上两种表征观来反思表征危机；历史转向进一步深化对表征危机的认识，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反思后殖民译论对史实的重组和筛选，从正反两方面史实论证历史转向论的片面性。第二章权力转向，从一个侧面补充丰满表征危机和历史转向，在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操纵、改写等关键词的反思基础上，着重从泛权力论、二元对立的窠臼、混杂的困境、文化平等的乌托邦批判与追求的悖论等方面反思；本章还从语言势差论出发，反思泛权力论。第三章反思后殖民翻译策略，如归化是否一定是民族中心主义，异化是否一定能抵抗民族中心主义，译者身份与翻译策略的选择有何关联，如何理解异化归化的本质等等。第四章以文化杂合(融合)的史实为基础，反思中国语境下强弱文化翻译与后殖民翻译的区别，如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与内部殖民的关系，中西文化翻译的非殖民性；中国翻译实践对西方的启示等。结语主要通过定位翻译及其文化战略、总结全报告以重构后殖民翻译诗学。本报告将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己的研究和探索，力求有所创新，并具体体现为本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学术价值：　　 1、对后殖民翻译研究关键词的全面批评性反思，对后殖民译论的普适性提出质疑。后殖民表征观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能否客观再现，而在于它故意对另类表征观的忽略和遮蔽，故意只强调帝国之眼和恶意误现。纠正后殖民表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摆脱对权力的恶意的操纵，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以谦虚、尊重、包容、平等的心态善待他者，以他者为上，努力做到近真。后殖民翻译的历史转向论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历史转向论以一己的观点对史实任意取舍，夸大翻译史中的权力维度，忽略非权力维度的分析和正常交流，以至于将东西关系史化约为纯粹的殖民关系和冲突关系。还有很多正面交流的史实，而翻译在其间同样也起到共谋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多维真实的文化交流过程。归化翻译不一定会导致民族中心主义，只有当归化翻译是在单一而又偏狭的文化认同的支配下进行的时候，才会走向民族中心主义。归化异化都只是“翻译的叛逆”的具体表现，都只是译者依据自己所处的客观的文化语境，对原作所作出的不同的处理方式。至于这些翻译方式产生的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效果，抑或是抵抗民族中心主义的效果，则要由现实文化语境中的原作所属的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权力转向论过于泛化和绝对化。低势能文化虽然可能拥有高权力势能，但无论是吸纳高文化势能以自我提升，还是同化融合于高势能文化，带来的都不可能是文化殖民。这样的低势文化与高势文化之间的翻译是后殖民翻译理论所无法涵盖的。　　 2、笔者意将研究重点放在东方语境中的翻译文化关系方面。这是本报告的另一主要问题意识之所在。本报告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史论结合，探讨汉文化与他文化的关系，将后殖民翻译理论及对其的反思运用于中国语境之中。佛教翻译、民族翻译等都对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做出贡献。多元一体格局既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也有别于后殖民视野中的强势与弱势关系，是对内部殖民论的有力修正和补充。在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同样也有别于近代以来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后殖民关系。汉文化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力图消灭低势文化，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既有各文化的融合一体，也有各文化对彼此差异性的承认。中国主体文化对待佛教、伊斯兰教等他者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启示，值得西方主体文化学习。　　 3、定位翻译及其文化战略、重建后殖民翻译诗学。本报告将翻译定位在后殖民语境、主体问性与多元文化语境之间，将翻译的文化战略定位在战略本质主义、多元一体与和谐共生之上。笔者将在探讨翻译诗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基础上将这一领域推进到后殖民翻译诗学，并试图以多元文化主义的翻译诗学弥补后殖民翻译诗学的不足，以多元系统论、共有系统论和其他翻译思想的合理成分弥补后殖民翻译的激进偏失，构建一套适合中国语境的、特殊的、独立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话语。　　 研究方法及研究立场。本报告融多种研究方法为一体。后殖民译论阐述的是翻译研究进入了以翻译与权力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范畴，其研究对象是翻译史上的翻译活动，所以史论结合是必须的研究方法。罗世平以马克思主义和进化论为立论基础的《后殖民语言势差结构理论》弥补了语言势差方面的理论空白，为反思后殖民翻译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笔者站在弱势文化的立场上，但没有一种文化在一切方面、在一切交流中永远处于强势，所谓强弱始终是相对的。因此，笔者只强调流动的弱势文化概念，最终目的是反对和抵抗霸权本身而非固定的某个文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通过对话建构和谐的文化关系，而非单纯地激起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对抗与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