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的关连性研究方面，有关中日的诗歌、小说、惯用句以及谚语的比较研究非常盛行。与此相对，关于中日笑话的比较研究却相当少见。因此，本研究以中日笑话为研究内容，以《笑府》的题材受容为中心，阐明中日笑话之间的联系。本研究首先明确了作为研究内容的中国明清笑话的范畴。本研究中的明清笑话，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必须是传到日本并被日本学者翻译过的明清笑话。就是说，和译本的存在是明清笑话受容的前提。第二、和译本的时间范围是1755年（宝历5年，关于中国笑话的最初的译本）到1868年（日本开始“西化”）为止。以此为基准进行考察，符合条件的有：明代李贽的《开卷一笑》、明代冯梦龙的《笑府》以及清代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如果将3部笑话集全都拿来和日本笑话作比较，会出现笑话数量庞大和笑话内容重复的问题。因此，在明确《笑府》的地位价值后，将对《笑府》的受容作为了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在展开考察分析之前，首先就中日笑话的历史轮廓以及两国笑话的交流史作了简单地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明清笑话输入日本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说明。纵观整个历史，中国的笑话史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兴盛期——衰退期这四个阶段；日本笑话的历史则包含了自身发展——中国笑话的引入——欧美笑话的引入这三个阶段。在明清笑话输入日本之前，中国的《笑林》《笑海业珠》已被传入日本。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日本笑话对于明清笑话的受容主要是在明清笑话输入之后。汉文笑话集的大量出现以及日本笑话的正式成立，都离不开明清笑话。明清笑话之所以能被很好的接受，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本研究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①“町人时代”的到来以及庶民文化的兴起；②阳明学的振兴以及汉文学的学习风潮；③明清笑话自身的成熟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本研究在“中国明清笑话与日本笑话存在联系”这一推测的基础上，针对“日本笑话如何对《笑府》进行受容”“具体的受容表现如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分析。为了更好地进行考察，本研究采用了织田正吉的笑话分类法。织田氏根据被笑的对象，将笑话的题材分成人类项和动植物项两大类。人类项中又进一步细分成①智能上的缺陷、②性格道德上的缺陷、③语言行动上的过失、④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约束、⑤肉体上的缺陷这五个小项。根据这种分类法，本研究将《笑府》作为考察对象，与日本的笑话进行比较，根据数据统计和体裁分析来论述日本笑话对明清笑话的受容程度以及受容方式。考察与分析结果如下：明清笑话的输入给日本笑话带来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从题材上来看，中日笑话里面，存在着大量内容完全相同或是相近的笑话。明清笑话的引入，丰富了日本笑话的题材，扩展了日本笑话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受容过程中，日本人是具有选择性的。与动植物类相比，关于人类的题材占了多数。而人类项里面，关于性格、道德的题材最为常见。与此相对，利用发音而使人发笑的笑话被排除在外。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使明清笑话更“日本化”，笑话中的中国人名都被改为了日本人名，地名也换成了日本地名。总之，以《笑府》为主的明清笑话，与日本笑话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联系。题材和构思都在日本笑话中得到了很好的受容，对于日本笑话的正式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开创了日本笑话的新未来。形成了日本笑话语言朴实、贴近生活、非常具有“庶民”气息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