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历史起点,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原则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异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性”。李大钊是在“原则性”与“偏离性”的不断位移过程中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在发掘史实的基础上,分析和还原了这种位移的历史情境及其路径,并阐述了李大钊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积极吸纳启蒙现代性的理论养分,进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新文学理论的探索过程。　　 “五四”前后,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两种形态所组成。就文化畛域而言,两种思潮是在中国文化的特殊境域之内发生的,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彼此共存,相互影响。论文认为,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是在多元思潮相互碰撞与交汇的过程中建构的,因此,探析李大钊所建构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启蒙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启蒙现代性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形成了何种关系。论文在详细论析的基础上认为这种关系即是知识与伦理的关系,换言之,李大钊从现代性知识出发,在将伦理作为其落脚点的双重叙事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在伦理层面上吸纳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资源,最终建构了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这一论点,论文分为七章展开论述。　　 第一章,从理论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在知识与伦理层面上的关系。　　 首先,界定了本文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性”。其次,梳理了“五四”现代性的两种文化传统,确立了以知识和伦理的关系作为论析“五四”现代性问题的一种视角。本文吸收了伯尔基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伦纳德·安杰尔的《启蒙:东方与西方》等专著的理论观点,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包括李大钊所建构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了中西文化传统的两种视角——“知识”与“伦理”。李大钊明确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内容,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现代性等多元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是在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知识学的层面上吸纳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最后,重点论述了以伦理视角蠡测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李大钊的人格伦理,探讨他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伦理基础。　　 首先,论文引入了人格心理学的“大五因素模型”作为分析李大钊人格伦理的脉络方向,重点分析了李大钊的“宜人性”与“内倾型”人格特质及其对李大钊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心理影响；其次,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体悟”品性与李大钊“道义”精神的关系,以及“道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的相通性；最后,详细论证了李大钊如何在康德“知情意”的基础上,从人的感性需要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独特性。　　 第三章,阐析了李大钊的“调和论”内涵,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吸纳启蒙现代性的哲学质素。　　 本章分析了李大钊的“调和论”形成的因为、“调和论”的具体内涵,以及“调和论”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对李大钊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论文认为,李大钊的“调和论”既吸收了章士钊、杜亚泉等人的主张,强调多元包容,从而为李大钊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李大钊的“调和论”吸收了启蒙现代性的“动的”精神,强调“调和”双方在竞争并立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事物,从而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哲学基础；另外,李大钊的“调和论”突出调和双方的并存,反对牺牲一方,这也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纳启蒙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妥善处理“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后,本章论述了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论与其转向俄罗斯文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第四章,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心文本,探讨了多元思潮与李大钊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首先,论文对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相遇作了简略的知识考察,从梁启超、刘师培、孙中山等人对社会主义(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发,描述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和分离过程,进而分析知识与伦理的复杂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等同化问题；其次,论文认为,“五四”前后的启蒙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交汇,形成了李大钊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这是近代知识分子主张“心物”关系论以及追求一种多维现代性的结果。“心物”论被李大钊所继承,形成了他“灵肉”一致、“物心”两方面同时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论文论证了这种思想与他从知识性与伦理性相统一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最后,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主要文本,详述了李大钊如何从知识与伦理的两个层面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中,主要探讨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以及将启蒙现代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的伦理维度。　　 第五章,以《什么是新文学》为中心文本,阐述了李大钊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　　 首先,本章分析了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论文通过详细的论析之后认为,李大钊强调新文学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并非强调文学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必然性关系。他所言的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体现为文学对经济实践中的“劳工”的伦理关怀。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学是在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之所以能够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是与物质性的社会过程紧密联系而非抽象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李大钊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物质性的生产过程强调文学对“劳工”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吸纳启蒙现代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本章分析了文学人道主义与中西文方化的关系。论文认为,李大钊在吸纳中西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和转换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最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在伦理道德的维度上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换言之,人道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政治知识而是一种伦理的关怀融入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之中；最后,从“五四”的时代影响、李大钊个人的美学修养、李大钊设想的社会主义自由之美等方面探讨了李大钊关于文学审美的思考。　　 第六章,着重探讨了李大钊的文艺思想在其文艺作品中的反映。　　 本章在辨析“道”、“义”、“妙”等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李大钊文艺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特色,透视李大钊文艺思想的总体风貌。　　 第七章,探讨了李大钊建构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启示。　　 首先,论文通过上述层层论证后认为,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解放的理论。论文论述了如何从解放的角度突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论的争议,进而指出李大钊的新文学理论是集救亡、启蒙、解放三重使命于一身的理论；其次,论文提出,我们应该塑造多元并包、吸纳多元养分的理论品格,同时立足于“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发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后,论文还提出,我们需要肩负“道义”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自由价值,进而不断推进人的解放。　　 论文的结论是:李大钊对知识与伦理的双重追求是一种多维现代性的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上,将自由主义的启蒙现代性改造为一种新的伦理道德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之中,形成了以“人”的解放为伦理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学观。他的探索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