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约是嵌于区块链的特殊身份合同,智能合约交易方具有一致的意思表示。智能合约较传统合同具有以下优势: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执行困境,增强执行保障;减少诉讼劳累,推进技术治理;保护主体隐私,助力信息共享。智能合约面临语言转化和解释存在瑕疵,缔约民事主体行为能力较难判断,意思表示不真实,履行、变更、解除受到限制,权利救济困难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借鉴域外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学视角,打造智能合约法律与技术协同治理格局。具体而言,一是要强化法律他治。一方面应完善智能合约纳入传统合同法律框架的路径,将智能合约纳入《民法典》合同编调整,对意思表示一致认定做扩大解释,前置要约承诺规则,明确智能合约生效时间,增加对智能合约不可逆性的法律救济路径,扩充智能合约违约救济路径等。另一方面,要强化智能合约的公力救济,明晰智能合约相关法律主体承担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明确智能合约平台提供者应适用避风港原则、智能财产的远程物理控制应遵循比例原则,解决智能合约诉讼的实体和程序争议等。二是要注重代码自治。要重点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智能合约链上争议解决机制。三是要实现法律他治与代码自治的协调发展。要将智能合约技术与法律基本价值进行深度融合,积极引入应用程序接口等新技术,优化和提升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