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的古今流变为研究论题，以其中较为典型的十二部中长篇家族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间或旁及其他一些小说和戏曲作品)，从人伦意蕴的嬗变、家族环境意蕴的嬗变以及小说本体的嬗变等三个大的方面展开探讨。除绪论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论述的人伦意蕴的古今嬗变。在第一章中，主要分析了古代、现代父子形象和父子关系的嬗变。在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商人之家中，父亲受到驱逐，儿子能力得到极大的张扬。然而，失去父亲的亲和力量和道德监督，子辈却不可避免地因为精神的滑坡而坠向罪恶和死亡的深渊：在以《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为代表的普通之家中，父亲对儿子管教不当甚至溺爱，儿子在家族之外走向迷失和沉沦。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显贵之家，受儒家伦理道德浸染较深的父亲对儿子一味的弹压和追杀，儿子由顺从走向叛逆。贾宝玉是现代家族小说中逆子形象的先驱，彰显着新时代的曙光：在现代家族小说中，“长子”和“幼子”(逆子)已经超越了自身特殊的规定性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深厚文化含义的象征符号。长子”作为“家”文化的传承者，在父亲的淫威下不约而同地陷于自囚甚至被阉割的悲剧命运，这是封建礼教父子链中文化要求的结果；“幼子”由于特殊的身份，又受到现代新思潮的洗礼，所以敢于以决绝、叛逆的姿态反对父亲，对父亲代表的旧秩序进行摧枯拉朽的解构和颠覆；张爱玲笔下的父亲是一群肢体残缺、智商残障的长不大的“婴孩”，与儿女们构不成对话的资格。女作家以自己犀利深刻的感知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父权神话，使历史上的父权优势彻底坍塌。第二章着重从母亲与情感、母亲与权利以及婆媳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古代、现代家族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和母子关系的嬗变。母亲是情感和爱的化身，是人类童年记忆中的天堂。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对母亲的异化，致使母子双方以亲情为维系的正常健康的天伦之爱遭到破坏，造成母亲和子辈双方都不健全的人格缺陷；母亲在家族中特别是在父亲去世的情况下拥有父亲的权威和权利。但这不是出自性别自觉，而是母代父权，是一种男性化认同。贾母理家才干和懿德风范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富贵尊荣，代表了母亲统治神话的极致。而在现代家族小说《创世纪》中，匡老太太掌权的统治场却衰草萋萋，呈现出一片断肠人在天涯的苍凉景观。这里面既有人性深处无法根除的弱点，更是世袭贵族家族制度必然衰竭的命运使然；婆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古代的婆媳冲突多处理成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对抗，将复杂的原因简单化。到了现代家族小说，作家更愿意从新的时代和复杂的人性着手，通过对在婆媳囚笼中撕咬、奔突与挣扎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意义的拷问，深入挖掘婆媳关系中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人性心理内涵。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古代、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夫妻形象和夫妻关系的嬗变。一夫多妻是传统婚姻的基本形态，泼妇和懦夫的出现使传统的父权秩序面临颠覆的危险；怎样才能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明清小说家借助小说人物对夫妻之间“情爱”与“性爱”的特殊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时代的进步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使新文学中的贤妻良母在继承传统“天使”角色的同时，还主动追求妻子角色的正确地位；处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丈夫失去了传统的男权优势，像钟摆一样摇荡在爱情和礼教之间，在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品格中苦苦地挣扎求索。第四章主要从房屋建筑和花园两个方面论及了家族环境意蕴的嬗变。对外部空间环境的重视，是家族小说成熟的标志。《金瓶梅》中西门庆家的房屋建筑反映了暴发商人特殊的积财方式以及半开放的文化形态；《红楼梦》中的房屋建筑反映了受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濡染较深的世宦贵族等级森严、封闭保守的文化形态。在以《家》为代表的现代家族小说中房屋建筑是封建堡垒和腐朽的象征，年青人通过对它的排斥来迎接新生活的晨曦。传统意义上的花园是情欲的文化符号。西门庆的花园是淫欲乱伦的场所，大观园是萌生爱情的摇篮同时又是埋葬爱情的花冢。现代家族小说中的花园与房屋建筑相疏离，成为年轻人追求光明和理想、透视外部世界的一个天窗。第五章主要探讨古今家族小说本体的嬗变。作为相同题材选择的家族小说，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会出现与家族题材相匹配的某些共同点，本文主要从家族人物的构成模式、家族小说的衰亡模式、家国一体的网状叙事等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分析研究；古代家族小说从题材选择、聚焦对象、叙事策略、叙事结构、绾结方式、艺术神韵、悲剧精神等多个方面对现代作家的创作造成深刻的影响：而现代家族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从人物构成的渐趋丰满、人物命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延续发展、小说结局的改变、人物心理探索的深刻和自觉、意象的变幻多姿等方面对古代家族小说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