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门是政府推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部门之一,其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随着民政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从事民政公共服务的干部因工作失误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然而部分问责没有科学区分可容之错和必究之错,民政公共服务部门发生的一些可容性错误时也受到了问责处理,问责的泛化使得问责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因此在新时期探索建立公共服务容错机制,保护敢于担当的干部意义重大。本文通过研究相关容错纠错文献和案例,运用巴纳德组织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分析民政公共服务问责现状,明确将容错阈作为一项切实可行的容错机制在民政公共服务领域运用。容错阈由容错事域、容错主体、容错客体以及容错阈内容等基础结构组成,其中,容错阈内容的准入条件随着外部影响因素变化而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容错阈有完整的运行程序,由派驻民政部门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实施,经历论证调整、试点实施、错误采集、容错分析以及建立数据等程序,进一步区分了可容之错和应问责之错,规范了容错的流程。民政容错阈在推动民政公共服务“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领导与个人”“组织与环境”的均衡协调方面不断发展容错激励,为民政部门发生可容性错误时持续实现民政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