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是一个政权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应对各种风险、危机和挑战,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和表现,也是一个政权的适应性、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拨乱反正、苏东剧变、国际金融危机和特大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重大考验,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韧性从何而来,构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韧性作为一个国家属性,并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它有着维持和巩固的需求。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及治理体系也动荡不安,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党和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制度的韧性。为此,有必要总结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稳定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并阐明其制度韧性的基础及其条件,分析当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缺陷,扬长补短,不断完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海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治理韧性进行了诸多思考,成果众多。不过,迄今海外学者大都立足于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始终无法摆脱将当代中国政治定性为威权主义的思维桎梏。不少人认定当代中国所表现出的韧性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策略,而不是由于其深层的制度安排。与此不同,本论文试图从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角度,从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内在制度结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着力回答如下问题: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从宏观来看,具有哪些重要特质?这些结构性特质又是怎样影响和回应了韧性所面对的主要挑战?这种回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治理体系是否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存在应该如何改进这些不足。由此,也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治理体制提供理论与政策的支持。论文首先考察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结构及其对韧性的影响。指出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民主集中制有助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及国家的统一性。尤其是有助于抑制政治和政策的地方化以及地方性冲突与风险。对一些社会政治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框架、组织方式、议题设置以及策略手段有深刻影响,使社会政治冲突和行动趋向于碎片化和地方化;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抗争行为蜕变为有政治诉求的、对治理体系构成威胁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化和碎片化的抗争行为作为一种诉求表达,客观上帮助了中央政府了解和监督地方政府的作为,纠正了地方政府的一些滥权渎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对及治理体系的弹性和韧性。其次,本论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对韧性的效应。指出党和政府通过对社会的嵌入式治理,形成了一个党和政府领导,社会组织、公民和企业多方参与的政社协同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吸纳了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阶层等民间社会力量,一方面既发挥了他们在善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社会组织作为抗争政治的社会动员结构的功能、满足了新兴社会阶层的获得政治认可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还使中央政府获得了“嵌入式自主性”,能够有效地推行其战略目标且不被潜在的利益集团、企业或外国势力所俘获。这些效应都有益于增强治理体系的韧性。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领导力量,其执政能力和凝聚程度对于治理体系的韧性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执政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培养出了高素质的治国精英,并引导他们不断地更新其治理知识和技术,从而更好地应对变动不居的国内外形势和新的挑战。也就是说,强大的学习能力使中国共产党面对客观环境的变迁有着弹性和适应能力。本文考察了党的意识形态变迁以及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利用,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不仅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适应能力,还凝聚了政治精英间的共识与团结,而这种共识是治理体系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结构能够较好地应对社会政治冲风险和挑战,对地方分裂、社会冲突以及政治分化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能够有效保持中央对地方、国家对社会以及党对政权的领导,保持政权的统一性、适应性、创新力及其生命力。由此也显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韧性。当然,现行治理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这最突出地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仍未树立治理理念,在发展思路上依然片面追求辖区经济增长,忽视政府其他公共职能;面对社会冲突,仍然采用“摆平术”来消极应对民众的诉求,而不是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社会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对于社会组织过于防范与警惕,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培养发育,挫伤了公民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少数干部放松了学习要求和道德纪律,甚至利用权力去寻租。上述问题的积压与恶化会威胁到我国治理体系的韧性,因此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