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随着私学的兴起，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了自主思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如何有效地经营国家，是战国诸子思考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自春秋时期开始，周王朝所控制的范围内就陷入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动荡，造成这种动荡的重要原因，便是君位的代际转移无法顺利完成。由于西周时期的伦理规范体系逐渐衰亡崩解，社会对于规则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进入战国时期后，一方面各国统治阶级开始进行权力的整合，变法事件便是其中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逐渐发现世袭体制的种种问题，开始寻求各种解决方案，而本文所谈到的禅让思想，则是其中之一。虽然关于禅让的讨论开始于知识分子，但是当时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互动非常密切，因此统治阶级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相邦子之，在各国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子之治国不力，导致燕国动乱，齐国带头开始了对燕国的征讨，而羽翼渐丰的中山国也加入了这场伐燕之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胜利之后的中山王并没有沉湎于成功的荣耀中，而是立即开始对当时社会上流传已广的禅让观进行了反思并及时将反思的结果记载在用伐燕的战利品制造的青铜器上。这批青铜器在20世纪70年代为河北省文物管理局发现，使得我们能够管窥当时统治阶级对于禅让所持有的态度。子哙让燕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以至于以该事件为契机，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于原有观念的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意见逐渐增多，抨击力度逐渐加大，诸子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多。对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的整理和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思考如此深邃，以至于其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本体论的层面。无疑，从统治阶级和战国诸子两个视角看待战国时期的禅让观，有助于理清这种思想的发展轨迹和表现形式，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具体而言，针对以禅让这一作为对世袭政治固有问题解决方案的态度，尚贤、天命与民心三大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统治阶级和战国诸子对这三大要素的不同认识，成为反对或支持这种思想的核心原因。本文通过三个部分来阐述这一观点：首先，利用经济学的行为分析方法，揭示自西周以来的政治乱象反映在君位代际转移上的原因，并将继承模式和禅让模式进行比较，勾勒出禅让模式的基本特征；其次再通过中山王器铭文所描述和评价的子哙让燕事件，发现当时统治阶级对于禅让问题的看法，并将其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进行比较；最后再将这一时期的观念放在整个战国大环境中，在禅让观的发展与流变中明确其在思想史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