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然而，由于经济转型以及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总格局，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这种格局保持着日益扩大的演变趋势。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形成共识的今天，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通过科技创新加快中、西部地区实现由“资源推动”向“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学者百倍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本文在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演绎推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和纵向概括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首先，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现实特征和演变趋势出发，引出了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其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的数量增长、质量改善、增长贡献、增长路径的作用效应以及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与识别，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价了科技创新的区域经济效应；最后，根据前面相关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基本结论为：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的标准差系数和泰尔指数先是逐年持续下降(1978年—1990年)，然后又逐年上升(1991年—2005年)，我国经济总差距“先降后升”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显著。同时，区内差距在逐年缩小，区间差距却在逐年扩大。而且，不论从静态还是动态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都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的总格局和演变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也显示出“东强西弱”的总格局和演变趋势，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十分不平衡。究其原因，是因为科技创新通过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绩效等传递路径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创新能力差异。　　(2)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实际上就是通过创造持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论是从长期(协整关系)还是短期(时滞关系)上看，科技创新投入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说明科技创新投入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方法实证表明：①R&D支出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②随着 R&D支出逐年递增，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从1998年到2005年基本上呈现出上升趋势；③随着时间发展，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差距呈现出继续扩大的发展趋势。　　(3)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表明：①由于经济、政策、地理等优势使东部地区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于中、西部地区；②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资本投入型”增长；③自199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出逐年递减效应，其形成具有深层的经济原因和统计原因。基于可比性考虑，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仍是客观事实。　　(4)运用Panel Data模型的实证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R&D支出对外贸出口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R&D投入优势及其“累积效应”，从而导致了东部地区的R&D支出对出口边际效应的贡献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R&D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R&D支出通过影响供求结构、资源配置、产业改造和进出口结构等传递路径来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质态优化和动态升级。　　(5)基于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本文采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自2001年起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相关创新能力指标来考察我国东、中、西部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设计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的和合理的，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评价我国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②用因子分析法替代《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加权综合评价方法是可行的，为区域创新能力研究提供了新依据和新方法。与此同时，本文还运用支持向量机的分析技术对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进行了识别和再检验，证明支持向量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识别效果良好，预测样本的正确识别率均达到93.55％。　　(6)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科技创新障碍主要表现在制度创新和企业观念障碍、经济支撑和人才缺乏障碍以及市场障碍等方面。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区域科技创新的环境支持系统、组织支持系统、主体支持系统、人才支持系统、市场支持系统和资金支持系统等综合支持系统。　　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论文通过控制其它重要影响变量（如固定资本、劳动力和制度等），以科技创新为分析指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实证考察科技创新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数量增长、质量改善、增长贡献和增长路径的作用效应，由此得出了“科技创新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是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等有益结论，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科技创新影响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实证支持证据。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尝试应用一些新的前沿方法。现有研究成果无疑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需进一步拓展和创新，以使模型更符实际和结论更为可靠。本文尝试应用新型数据挖掘技术——支持向量机（SVM）来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与识别检验，尝试应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方法（SFA）来对我国技术效率改善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尝试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比较全面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来对我国科技创新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目前，这些前沿方法在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尚不多见，并且得到了符合我国现实的合理结论，进而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的研究缺憾。　　第三，力图转换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建议。针对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和区位等视角来研究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现状，本文以科技创新为研究视角来具体分析其对国内生产总值、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外贸出口和产业结构等经济变量影响的区域经济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以科技创新来研究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可行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研究视角，并为实现区域经济由“资源推动”向“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