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1世纪以来,中菲关系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菲律宾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两次调整:阿罗约政府实行对华接触的政策,但阿基诺三世时期发生转变,对华政策以制衡为主,杜特尔特上台后对华政策又回归友好。由此可以看出菲律宾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那么,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一以贯之的逻辑是什么?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有何影响?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模型,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为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提供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以来,中菲关系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菲律宾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两次调整:阿罗约政府实行对华接触的政策,但阿基诺三世时期发生转变,对华政策以制衡为主,杜特尔特上台后对华政策又回归友好。由此可以看出菲律宾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那么,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一以贯之的逻辑是什么?菲律宾对华政策调整有何影响?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模型,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为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提供动态性解释。本文认为菲律宾对华政策由中美战略互动与菲律宾战略偏好结构两个核心维度构成,它们分别反映出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种逻辑。从中美战略互动来看战略竞争是基本形态,但存在竞争强度大小的问题;从菲律宾战略偏好结构来看,包含自主-安全-经济的战略平衡和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是否一致两方面的考量。中美战略竞争划定菲律宾对外行为半径,但中美战略竞争需要菲律宾战略偏好结构这一国内变量传导,影响菲律宾对外政策的实际选择。
基于此,两种变量的不同组合形塑了菲律宾的对华政策:阿罗约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强度小,菲律宾国家偏好和社会偏好不一致,战略偏好的优先排序出现矛盾,削弱体系因素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导致体系层次变量所塑造的接触性政策出现偏离,采取接触为主,制衡为辅的对华政策;阿基诺三世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强度大,菲律宾国家偏好和社会偏好出现部分偏离,采取制衡为主,接触为辅的对华政策。杜特尔特执政以来,其政策回归到对华友好,中美战略竞争强度大的前提下,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基础的友好对华思维逐步作用于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因此,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中美战略互动-菲律宾战略偏好结构这一双重逻辑的互动博弈。
据此逻辑,未来中菲关系的发展具有可预期性,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不仅会缓解东亚安全态势趋紧的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东盟其他国家对华的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美菲同盟仍是菲律宾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只要美菲同盟不解散,美国将持续为美菲关系的偏离及中菲关系的发展划定界限。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也要积极应对,实现中菲、中美关系良好发展。
其他文献
美韩同盟依据1953年两国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而成立。冷战结束后美韩同盟的存续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及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美韩同盟在军事、经贸和政治层面面临着进一步调整的压力。美韩两国对于同盟调整的具体目标、内容和方向的认知并不一致。在双方发生分歧时,诚然美国偶尔会做出妥协,但更多的是强制韩国做出调整,这给同盟赋予了更多被迫强制调整的色彩。冷战后的美韩同盟在军事、经贸
英国疑欧主义由来已久,作为欧洲范围内典型的疑欧主义国家,英国被贴上了诸如“欧盟的棘手合作者”、“搭便车者”等标签,凸显了其与欧盟的特殊关系。纵观英国国内的疑欧主义思潮,英国保守党疑欧主义尤为突出。2010年保守党重新上台执政,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并在2015年获得连任。保守党疑欧主义作为这一时影响期英国与欧盟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着英国政府对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影响着英国脱欧公投。英国保守党疑欧
英国是最早进行对外援助的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援助大国,在对外援助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以来,对外援助都是英国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是服务于英国的国家利益的,是英国实施安全战略的重要抓手。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议会通过《殖民地发展法案》,允许英国政府对殖民地进行财政援助。在撒切尔执政时期,把援助跟英国的海外贸易和货物相挂钩(ATP),把对外援助看作一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布莱尔政府时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又恰逢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以及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0周年的重要节点,在多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但在全球化继续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的复杂国际形势下,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现行的金融贸易过程中,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依然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局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提出倡议的多
由于全球议题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科学知识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认知共同体理论应运而生。认知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的原则、因果信念、有效性理念和政策目标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知识团体,致力于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观念、行为与政策。认知共同体理论传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创新、政策扩散、政策选择和政策坚持四个过程。 但此影响机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该影响机制关注外部环境因素,难以完全解释有些认知共同体无
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达成共识合作的重要舞台。中美两国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合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与供给意愿不断增强。笔者基于对两国间供给意愿与供给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引入了意愿汇聚与能力整合两个概念,根据两国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媒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些特定的问题领域越来越活跃。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于北极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威胁到北极原住民的生存与健康,北极原住民组织借助一系列国际合作平台,与北极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展开互动,试图将维护北极地区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一传统议题与全球化扩张下的捍卫人权与社会正义
在当今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都拥有相同的信仰,都属于同一个种族甚至是民族。因此,不同的种族、民族和信仰,以及大相径庭的外貌、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现代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国家的立国之本。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境内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层出不穷,不过大都处于各自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动荡时期。日本对华政策也是跌宕起伏,变动不居。2017年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出现新的变化,安倍一改2012年上台以来强硬的态度,不断释放出希望改善与华关系的信号,积极谋求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促进两国各方面合作的恢复。反观2007年安倍第一届任期内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相似的转变。日本对华政策经历了小泉内阁时期的激烈对抗后,在安倍内阁时期同样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为什么同一首相在
全球公域治理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重要议题,由于全球公域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国际社会在公域治理中展开的合作易于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现有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主要基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单独或综合强调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和观念因素作用,忽略各因素间的共性且未形成统一框架。现有研究大多将关注点放在气候、海洋等宏观领域分析中,缺乏对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