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本草、方书可以发现,许多医家都有关于同一中药不同剂量导致不同功效的记载。例如《本草纲目》中记载:“红蓝花,多用破血,少用养血。”又如《得配本草》中记载葛根:“少用,鼓舞生津止渴。多用,解肌发表退热”。这是历代医家对于中药量效关系的表述。近年来,中医学者对于中药量效关系的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尝试和探索,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中药量效关系认识,并且中药的现代研究多沿用西药的量效研究范式。西药的量效关系是指药物功效不变,但可随血药浓度变化而增强或减弱。对比两类量效关系可以发现,古代医家所陈述的量效关系并非药物效应与血药浓度呈正相关,其中或许蕴含了某种具有中医理论特色的中药量效关系,而此类量效关系在现代中药的运用中却较少涉及。由此,我们不禁疑问,在丰富的中医古籍文献中,对于类似上文红蓝花、葛根这样中药量效关系的描述还有哪些?这些相关描述是否可以揭示古代医家心中中药量效关系的一般规律?而古代医家又是如何认识发现这一独特的中药量效关系?本研究将这种由于剂量改变导致功效发生变化的量效关系称为中药特色量效关系。经过初步检索具有这种量效关系的中药发现,中药特色量效关系表述的出现与消失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早期被视为“副作用”的某些功效,在元、明时期出现了转变,“副作用”转变为治疗作用,应用于临床,医家对于此类药物的量效关系进行表述。19世纪中叶,西方医药传入中国后,中药量效关系的研究与表述方式均发生了转变。现代医药工作者多通过实验的方式进行相关的量效关系研究,并且对于中药量效关系的表述引入了现代医学词汇。但是这种研究方式与古代医家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为进一步发现古代医家对于具有此类特色量效关系的中药的认识过程,本研究首先收集具有此类量效关系的中药,再对其进行一一梳理。经查阅古代医籍,可以发现古代医家在描述此类中药量效关系时,医家的表述方式大体可归纳位两类:一为直接表述,例如:《本草纲目》中记载:“红蓝花,多用破血,少用养血。”,此类语句所描述中药的量效关系直接符合“中药X多用则功效A,少用则功效B”这一原创性的“量效”学说;二为医家直接将具有此类量效关系的中药应用于临床,而并未明确表述。例如:在《伤寒杂病论》中桂枝三两多为解表和营,五两则多用于平冲降逆。本研究以《伤寒杂病论》为古代医家临床经验书籍的代表,通过搜集历代本草中和《伤寒杂病论》中具有特色量效关系的中药,共整理出15味具有此类量效关系的中药。通过对此15味中药逐一进行相关的古代文献梳理,发现对于部分药物来说,古代医家通过总结在其之前医家的经验,进而表述药物的特色量效关系。然而,关于此类具有特色量效关系的中药,历代医家多讨论其治病的原因,或直接应用于临床。但却较少涉及分析其剂量不同导致功效不同产生的原因,以及古代医家关于这种中药特色量效关系的认知过程。通过古代文献梳理,分析古代医家对于这15味中药的认识,发现此类中药特色量效关系的产生均来自于药物对于人体气血的基本作用,这种基本作用又与中医理论中气血的生理病理机制密切相关。以药物对于人体气、血的不同作用,将15味中药划分为三类,以隐喻为工具,逐类进行分析。借助隐喻这一工具,将医家关于人体气、血的相关理论视为目标域S,寻找与其相对应的始源域P,通过类比、映射,发现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医家对于自然界、自身的现象和经验密切相关。这种由于剂量改变导致功效改变的中药特色量效关系是以古代医家对于中医气血理论的理解、自身对于“量”的体会为基础,结合临床实践,逐步发展、总结而来。中药特色量效关系的应用是中医理论“以平为期”“治病求本”治疗思想的体现,而这两种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从现有的研究看来,具有中药特色量效关系的中药在改变使用剂量时仍是取其基本作用,但所治疗的疾病程度不同。由于中医理论的特殊性,同一基本病机,病情程度不同,其临床表现可能大相径庭。那么是否可以类推其他对于气血有相似作用的药物,改变剂量也会有类似的功效。研究过程中发现,医家关于药物不同配伍的表述,多与特色量效关系同时表述。但是医家并未解释为何要如此配伍,以及此类配伍对于药物的量效关系是否有所影响?此外,中药的现代研究一直沿用西药的量效研究范式,这种量效研究范式是否能满足指导中药临床用药的需求?西药的量效研究范式在现代的中药临床研究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中药特色量效关系是中医理论的一部分,因此,要进行中药特色量效关系的研究,首先应该思考中医理论是如何构建的,进而寻求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由此建立的中药特色量效关系学说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发现中药未知的用量疗效规律,结合现代医学技术加以验证,更好地服务临床。而且从长远来看,具有中医理论特色的中药量效关系学说的建立对于中医理论的探索也具有积极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