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大国,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在资源禀赋、历史传统、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有这些要素比较优势的东部地区通过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率先取得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者”地位,也就是雁阵中的“领头雁”的角色;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具有这些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及相关产业的扩散而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雁阵中扮演了“追随者”的角色。这实际上导致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也逐步凸显。当作为“领头雁”的东部地区不再具有相关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时,产业的空间集聚水平随之下降,相应的集聚经济增长效应也逐步减弱,甚至可能出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这时,东部地区进入到产业扩散阶段；伴随着要素比较优势的转变,中西部地区开始具备相应要素的比较优势,并通过对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进行承接而进入到产业的空间集聚阶段,在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下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则会在其它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下,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集聚,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基于此,本文首先在分析比较优势、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国雁阵模式下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阐述了大国雁阵模式的形成基础和形成路径。其次,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我国雁阵模式的形成基础进行了检验；紧接着,以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为切入点,分析了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我国雁阵模式的形成路径进行实证检验；此后,又进一步地对我国雁阵模式形成过程中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着重在委托代理视角探讨了政府机制如何更好地使市场机制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实证结果表明,新世纪之后作为“领头雁”的东部地区已经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而以此为基础的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发展也体现出负向作用,也就是东部地区亟需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在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没有较好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也就是缺乏与东部地区“反哺”实现对接的相关条件。然后,根据上述结果提出了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促进大国雁阵模式形成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