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社员采取出工不出力、偷集体物品等“弱者的武器”加于对抗集体化劳动本是常见现象。然而在湖北省Y市H村调研发现,1973年,社员CLF主动拆自家房子积肥,而后在大队干部一系列大会号召下,社员纷纷主动拆自家墙土去积肥。那么,个别农民“拆墙积肥”的这种行为何以引致集体“拆墙积肥”?为何这一看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非理性行为”对于个体来说却是“高度理性”行为?但是为何“个体的理性”却最终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其逻辑缘由何在?这正是本研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在借鉴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等多种理论流派的基础上,首先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于“个体理性”、“集体非理性”行为做了具体界定及区分。在访谈与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制度是贯穿这一事件过程始终的重要线索,因此选择“制度一行为”作为本论文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制度构成形塑人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而正是制度的选择性激励促使个体农民“拆墙积肥”行为的发生。对于这一现象能够发生的现实条件,本论文亦做了探索。其一,政治官僚制是国家运动得以开展的组织基础;其二,国家运动产生的政治机会构成个别农民“拆墙积肥”的行为动机。高压制度下的政治风险机制导致集体“拆墙积肥”行为,高压政治环境构成了集体“拆墙积肥”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而被政治先进胁迫下的风险规避心理最终了导致“拆墙积肥”行为由个别走向一般化。本研究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以政治学视角观之,得出农民集体“拆墙积肥”这一行为是个体极度理性行为,但个体理性行为最终所导致的却是集体非理性行为这一重要结论。除了解释历史现象本身,本研究亦结合当下实际情况,提出了对策与展望。首先,探讨了制度与治理有效性的关系,提出不仅要重视正式制度在治理有效中的基础性作用,更需要重视通过教育与经济发展等途径来改变与现代治理价值取向不相符的非正式制度,使其走向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制与良好的风土人情”。其次,探讨了运动式治理的限度及其基本走向,运动式治理作为当前阶段不可避免的治理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具有目标置换、政治凌驾专业和异化等风险,这一逻辑在本研究的史实中得到充分印证。因此,一是要提升官员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加强分权制衡监督的制度化建设,三是进一步通过制度化建设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