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推进,沿线国家逐渐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由贸易关系构建的“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网络已经形成。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已深度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与经贸网络之中,它的发展与升级既受到全球经贸网络的制约,也会反过来对全球经贸网络关系产生影响。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在未来会进一步升级,它对“一带一路”的贸易网络将产生何种影响,能否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的实现?这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具有现实价值的重要议题。首先,根据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梳理和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的理论机制得以建立。然后,采用完全消耗系数指标度量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同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整体网密度、度数中心势和特征路径长度指标从贸易关系紧密度、地位差距和便利化程度三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的演变情况;通过比较两者随时间发展的趋势图,从经验事实上判断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最后,在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和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VEC计量模型,通过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实证上检验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及其他一些主要因素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的影响,并明确制造业服务化相比其他因素对贸易网络结构的贡献度。研究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1)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随经济发展历程波动上升,“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也一直向着积极的方向演变,两者的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2)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资源再配置、技术溢出、专业化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四种途径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产生正向影响。(3)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的优化,一一是通过促进沿线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来增加贸易网络的密度;二是通过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来缩短贸易网络的距离;密度增加与距离缩短使得“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节点国家的地位得以提升,去中心化趋势更明显。本研究以中国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节点地位为前提,在以往文献“制造业服务化优化本国贸易结构”的结论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国制造业服务化可通过网络连线作用于整个区域贸易网络结构”的命题,探讨了网络中心节点国家的政策调整或发展变动对整个网络结构的影响。同时,研究结果也为从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具体的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从而优化“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的对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