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学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演变始终与儒学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先秦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三个重要阶段。无论哪一个发展阶段，儒家美学都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都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和发展。尽管儒学日益脱离现代人的生活，但是儒家美学的生命精神、儒家有关文艺、美学的一些传统命题以及由儒家天道观和伦理哲学的范畴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文论、美学范畴，对于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新儒学在大陆一直作为一种保守思潮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一些改观，但与其在海外的境遇相类似，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现代新儒学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其美学思想。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美学问题的某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者之一，唐君毅的美学思想在现代新儒家学者关于美学、文学艺术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理论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唐君毅美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思想条件、哲学基础以及逻辑线索的梳理，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其美学思想的传统意蕴、美学的理想境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深入地分析，目的在于概括其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其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把握其美学思想所独具的东方意蕴，阐明其美学思想对于我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唐君毅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唐君毅美学思想研究的现状。面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冲击，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东方神韵的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并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化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绝对的互相排斥否定的关系，而是把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力求两者相互融通。无疑，中西文化冲突，是促使唐君毅进行美学探寻的重要原因。第一章概括介绍唐君毅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通过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结合，介绍了唐君毅学术思想不断深化、完善的历史轨迹。自从唐君毅早年确立了以“道德自我”(即心本体)为他的哲学的中心观念之后，就一直在说明阐发这一观念，并以此为核心而建构其哲学体系。他的文化哲学、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则是这一中心观念的逻辑展开，反映了他广博而深厚的学术功底。唐君毅学术思想发展的各阶段思想前后过渡转进的轨迹相当明显，通过对其梳理，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唐君毅的美学思想的内涵和意义。第二章介绍唐君毅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心本体思想既是他哲学的核心观念，也是他思想观念演变的中枢环节。可以说，心本体思想是他学术研究的本源。唐君毅心本体思想上承陆王心学，融摄中西方思想成果，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心本体论有三个重要环节：心本体存在的发现、心本体超越性的证明和心物关系。在对心本体的证悟中，唐君毅的致思方法，颇似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过程。先从怀疑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不仁出发，进而转入到对其怀疑的心灵的肯定，由此确立道德自我的存在。心本体的重要特征是恒常的、真实的、善的、完满的，而性情为心本体的本质。在对心本体超越性的证明中，通过“爱”这个桥梁，个体心转变为普遍心，确立心本体为现实世界之本体的观点，从而为人的求真、求美、求善找到了最终根源。在心、物关系的论证中，唐君毅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确定人在根本上是精神性的、自由的存在。唐君毅认为，精神上的自由，就是超越在时空中的现实自我对他自己的限制束缚，而体现为形上的精神实在。由此，他把人的身体乃至整个物质世界都视为人与人之间我精神沟通的媒介。由此他进一步阐明了，人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精神活动，精神实在本身是无限，无限必须表现于有限。由对有限的超越破除，而后才显出无限。通过对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思考，唐君毅从人的认识活动的层面上对传统本体论中的心物关系作了全新的诠释，把心本体还原为现象——“精神实在”，此精神实在不是先验的道德之心或抽象的理性之心，而是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合一的“道德心灵”，从而凸显了人性的丰富、人生的多彩。它是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内在与外在相统一的“真我”，即活生生的生命本体、心性本体，从而为其文化哲学奠定了基础。心本体论是唐君毅对心物关系的静态考察，属于哲学本体论。而“心灵九境”论则是他对心境关系所作的动态考察，既是他的本体论，又是他的认识论。可以说，“心灵九境”论是唐君毅的哲学由本体到现象的展开和深化。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存在绝不仅仅是一道德的存在，它具有极为广泛、丰富的内涵。人的心灵活动也绝不仅仅是道德的活动，它同时还包括认知、审美、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具有观照外物、自我反省和追求超越等多种能力。唐君毅的心灵九界说，依据黑格尔哲学的三段方式去展开生命心灵不断自我超越的历程，而且还吸取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智慧，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广泛融摄中西方科学、伦理、哲学以及宗教等各类观念体系与知识内容，将其纳入整体思辨体系中，进行排列定位，作为心灵自我展现过程中的一个个逻辑环节。第三章主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论述唐君毅美学思想的传统意蕴。在唐君毅看来理想的世界是人文世界，在建构其文化哲学体系时，他进一步把心本体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从而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的人文世界。通过对中西文化精神的总体比较，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自觉地求实现”，西方文化则是“自觉地求表现”。所谓“自觉地求实现”，其含义是将超越的精神理想化为内在的主观精神，并实现于现实生活以造就文化的各个方面，借以滋养人的精神生命和自然生命。而所谓“自觉地求表现”，则是指以人的自然生命力和精神活动不遗余力地追求超越的精神理想，以建构客观的人文世界。所谓理想精神，就是超越的本心。中西文化的这两种形态，分别为理想精神的“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以此为出发点，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欲求悠久，必学中国文化此精神。而中国文化欲求充实，则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重实现”精神中，开出“自觉地求重表现”之精神。表现出唐君毅试图以中国文化精神去融摄西方优秀文化的一种思想倾向。两种文化精神的对立，实际上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的思维方式的对立。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礼乐精神。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礼乐精神，是统率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精神。所以，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以仁性为中心，而全幅开展的人文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每个人生活的重心，在于了解真理，欣赏美，实践道德上的善，而与天合德，与神灵默契。唐君毅主张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在自己文化精神本原上建立根基。他认为，吸收西方文化首要的要吸收其文化精神，即以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来融摄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圆而神”，是不偏执于任何文化理想，使各种文化理想之间、文化理想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精神；而“方以智”，则是执著于理想和理智的精神。这一文化建构的理路，就是唐君毅的“返本开新”的文化建构模式，即一切通过超越的本心以开出新的文化。在当代新儒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中，“现代性”可说是最富挑战性的问题。而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在当代新儒家中，当以唐君毅、牟宗三两人的思想较有代表性。与牟宗三一样，唐君毅主要是通过“近代科学”和“民主”来理解“现代性”的本质的。大致说来，牟宗三的是通过“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构架，即通过“自我坎陷”而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路。而唐君毅则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可以说，紧紧围绕人文精神重建来探讨“现代性”问题，是唐君毅“现代性”思想的主要特征，赋予了传统的礼乐文化以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显示了唐君毅总体文化观的美学意蕴。第四章论述唐君毅美学思想的理想境界。唐君毅从艺术的情感本质出发，从对具体艺术作品的体悟入手，运用严格的思辨方法，对以文学艺术活动为核心的人类求美行为，以及人类心灵对美的感知能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揭示了中国艺术所具有的民族特质和审美理想，破解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时空之谜。他认为文学艺术的时空是内外、上下、前后，皆无依而邻虚。就是说，文学艺术境界的创造须将其四围的空间切断，又将其上下的时间切断，从而形成一单独的时空单位。文学艺术时空虽小，但却因其内在开拓通达性而显大。文学艺术时空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特性的规定，极大地开拓了对艺术境界的理解，从而凸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可游”、“虚实相涵”和“中和”的思想，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艺术最深厚的意蕴和最根本的特质。这是继王国维、宗白华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艺术意境以及中国艺术本身的认识所达到的又一新的境界，标志着中国美学研究所达到的新高度。从自然美、文艺美到人格美，这是人的生命精神上升之路，也是道德自我不断求超越之路。揭示了人类自觉地追求美、求真、求善，发展其道德天性，以仁者之心互相涵盖、互相同情、互相了解，以各自完成扩大其人格的生命历程。结语部分对唐君毅美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做了论述。在经济全球化、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科学与人文，抑制人的物化，克服人的“存在迷失”，化解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伦理观，以解决所面临的生存和社会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唐君毅从本体论层面来解决文化问题，把文化视为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这就使他的文化哲学体系与中华民族历史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脱离。这种脱节主要在于他过于强调超验层面，忽略了客观世界的经验层面。这样“良知”、“道德”意涵的膨胀，抹杀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内容和独立价值。而且，现实生活经过“道德理性”的过滤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反而更加缩小了文化的内涵。因此，无论是他的“纳方于圆”，还是“返本开新”，都由于他存在着理性上向往未来、实践上缺乏现实根基，情感上眷恋传统的儒家礼乐文化精神，其文化建构方案最终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中国文化的危机问题在唐君毅那里势必不能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