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哺乳类动物不同,人类因有着独特的生活史特征而成为了共同抚育后代的代表性物种。父母乃至其他亲属都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个体生长、发育和繁殖。由于不同年龄和性别存在繁殖价值差异,亲代资源常通过有偏向性的投资来获取更高的收益回报。本研究从男女性婚后扩散模式这一热点行为生态学问题入手,选择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香格里拉,一个存在多样化婚后扩散模式的典型村落作为研究点,就“坐家”权——即拥有继承父母财产、且在婚后留在原生家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权力进行亲代投资的偏好研究,通过构建广义线性回归模型,本研究发现父母在给予后代“坐家”权力时存在性别和次序的偏向,其中第一次序的女性在竞争“坐家”权力时具有绝对优势。在此基础上,我们从行为生态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究“坐家”权力以及婚后居住模式是否有利于繁殖成功、进而提高适合度。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1）“坐家”个体与扩散个体在首次婚配年龄上的差异以及兄弟姐妹对个体结婚年龄的影响。缔结婚姻关系所涉及的资源多依赖于父母单方面的投入,因此“坐家”个体可能由于占有更多亲代资源而拥有更高的配偶竞争力。同时,兄弟姐妹在面对有限的亲代资源时,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通过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坐家”个体相较扩散个体,将在更早的年龄完成首次婚配。同时,我们发现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对个体结婚年龄有负面影响,其中尤以姐姐和妹妹的影响最为显著。（2）婚后居住模式与女性关键繁殖时间节点的联系。婚后扩散模式直接关系到可能接触到的合作抚育者的数量。“坐家”意味着可获取更多的亲代帮助和家庭资源;而婚后留在原生地区意味着存在更多的亲属联系,进而有更多的帮手。因此我们感兴趣婚后留在原生家庭和婚后留在原生地区会否影响女性的繁殖行为。我们对婚后居住模式的划分包括以原生家庭（“坐家”）为单位和以原生地区为单位这两种方式。此外,在有生育控制的社会中,相较生育数量,繁殖时间节点是衡量生育力更准确的指标。因此我们通过详实的第一手人口统计资料,关注不同婚后居住模式对女性三个关键繁殖时间节点的影响,即首次生育年龄（AFB）、第一次生育间隔（FIBI）和末次生育年龄（ALB）,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基于是否留在原生家庭划分居住方式进行分析后,结果表明“坐家”的确有利于女性拥有更早的开始和结束生育的年龄,即采取较快的生活史策略;而当女性为扩散者时,相比于独自建立新的家庭,选择嫁入夫家、与公婆同住为较优策略,能拥有较短的生育间隔。此外,基于是否留在原生地区划分居住方式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居住地为双方原生地的婚后居住方式有利于女性在更早的年龄开始和结束生育,而居住地为女方原生地的婚后居住方式对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节点有正面影响。这些结果验证了合作抚育行为与女性繁殖活动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女方亲属相较男方亲属更能够向繁殖期女性提供支持。我们推断在竞争“坐家”权中“失败”的个体可以选择留在原生地区这一次优策略,以期获得生育上的优势,进而弥补与“坐家”个体在繁殖成功方面的差距。本研究发现香格里拉藏族群体存在罕见的长女继嗣规则,进而从个体婚配以及繁殖成功角度入手,探究亲代投资、兄弟姐妹以及婚后居住方式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以香格里拉地区为案例补充了关于人类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多样、复杂的互动关系的探索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