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作为盗窃罪的特别窃取方式，在构成要件上，扒窃与盗窃罪没有差异，主观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要件是秘密转移占有。“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随身携带”则是扒窃在构成要件中的要素。借鉴民法中对“公共场所”的定义，扒窃中的“公共场所”不仅要在功能上符合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可以进入的要求，而且在时间上还应处在面向公众开放期间。“公共交通工具”要求具有承载不特定多数人的功能，同时应处于运营状态。“随身携带”与“携带”在语义上没有差异，其强调的是具有控制对象的外观行为和内在意思。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出发，“扒窃”的行为人未经他人允许侵入私人的身体附近，同时窃取他人财物，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多数扒窃行为具有团伙作案、专业作案的性质，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秩序，扒窃入刑具有其合理性。从行为人的视角出发，作为多发、常发的犯罪，扒窃的一般预防要重视，同时，基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殊预防也不可废，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要密切联系和统一，但在具体情况下要有所侧重。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说，“扒窃入刑”最大的问题是犯罪圈的扩大，导致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紧缺。通过司法解释，对扒窃的起刑点数额做出要求，有违扒窃入刑的目的，架空法律文本；通过文理解释为携带凶器扒窃，有违文法逻辑和用语习惯；直接通过“但书”出罪，则有损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性；考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则是只是量刑环节的技术操作。就目前的犯罪构成体系而言，本文建议在“但书”精神的指引下，细化司法解释，合理明确的扒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涵，在对是否构成犯罪有了明确判断的前提下，在量刑环节充分考量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扒窃与其他类型盗窃行为的认定顺序上，特殊类型的盗窃罪入罪门槛应低于普通类型，而在特殊类型的盗窃罪内部应该是先看是否为“入户”、“携带凶器”或者“扒窃”，再看是否“多次”。也就说，盗窃罪中具体窃取行为的认定顺序为，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入室盗窃>多次盗窃>盗窃数额较大。对扒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不认为存在未遂，除非窃取到的东西毫无价值，但是存在犯罪中止和犯罪预备。在扒窃的量刑配置上，应重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未成年人、老人和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