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书写碑,自唐太宗《晋祠铭》始”的观点随着文献、新材料的不断挖掘,可以有诸多商榷,但李世民在行草书入碑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却是共识。行草书碑刻的产生,需从书体演化及行草书本体的发展中去找原因,同时与碑刻形制的观念、传播法帖的理念以及刻工工艺的发展,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世民、李治、武曌三位皇帝的率先垂范对当时的书坛有着极大的影响,开创了行草书入碑的格局,尤其是传播了王羲之的书法。在初唐时期,王羲之的影响可谓如日中天。从书法风格上来说,三位帝王的行草书碑刻书风均力追王右军。▲唐代的行草书碑刻包含大量墓志,也可见不同的书法风格。随着考古挖掘与文献整理的不断深入,这些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唐代行草书面貌的认知,且随着对其形态与艺术价值的挖掘,它们同样是唐代行草书法高峰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书法碑刻的拓本对于后世书法的学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亦显于行草书书体,更何况大量唐代行草书碑刻被同时期的存世墨迹与唐代楷书碑刻所掩,其示范价值需要重新正视。▲以杭州龙兴寺经幢为代表的中原以外地区的唐代行草书碑刻,虽属中晚唐时期书作,但明显不同于长安及中原地区的行草书碑刻风格,反而有北魏碑刻的书写及镌刻遗风,这显示了有唐一代的行草书入刻风格,存在着多样发展的主客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