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946年5月,作为大后方中心的重庆,其政治环境十分独特,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部,同时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央所在地,也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首席代表,周恩来绝大部分时间呆在大后方中心——重庆,他组建并带领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多元芜杂的环境中,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民族”和“民主”为主导策略,在大后方成功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而且富有创造性地开展文艺工作,充分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完成了从开始逐步的了解到团结在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旗下的跨越,并因此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作为国统区的领军人物,无论其文艺思想还是实践活动,周恩来均有出色的表现。他对国统区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得非常透辟,卓有远见的将文艺工作置放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高位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理想的号召和他独到的文艺影响策略以及在影响“辐射”场的形成上的有力作为,使得他的文艺思想和实践工作更多的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认同,促使更多的文艺人士和青年纷纷“左转”,起来抵制思想陈腐、缺乏鼓动性和感染力的国民党文艺政策。周恩来个人的魅力更加剧了人心的向背,致使国民党的文艺在几番挣扎之后还是处于孤助无力的境地,终致最后的流产溃败。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抗战时期党对大后方文艺工作的引导算得上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的历程里,党的文艺工作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在未以牺牲文艺自身发展的特点为代价的前提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寥寥几人就能在知识分子、各界政要聚集的大后方既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文艺运动思潮,又有效的宣传了党的文艺政策。周恩来这种独创性的文艺思想巧妙的在大后方主流文艺思潮和边区党的文艺政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国统区多元的文化样态下凸显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与政策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周恩来抗战文艺思想有着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既是我们党的抗战文艺政策的生动体现,又是在大后方新形势下对文艺提出的新要求时,创造性的应运而生的产物。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继承与创造,文学主张的倡导与人性化关怀的并举可以作为周恩来灵活而有原则的文艺思想主要特征的关键词。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浓缩概括的话,贯穿其中的是千回百转的一个“韧”字。周恩来用他对文艺的无限热情将这个“韧”字烧出了艺术之味,让我们今天仍然还有浓厚兴趣,怀着钦佩与敬仰细细地品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