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语言密不可分,翻译是语言的翻译;而语言与思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和工具的语言,并且还支配着语言。因此,翻译也是思维的翻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决定语言的组织模式、读者的理解模式。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民期的哲学背景、文化传统之下逐步确定的,所以要真正获得某种语言能力,熟练地掌握该语言,关键不仅在于掌握该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还在于对蕴藏于该语言深层的文化结构—文化思维模式的认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是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传统和生活规律中逐渐形成的,使用英语与汉语的两个民族在思维习惯与表达方式方面自然两异。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活动,因此受到文化思维模式差异的影响。由与中西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差异,致使译语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往往也不同十原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区别。鲁迅先生是公认的语言巨匠,被尊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鲁迅作品的研究,跨越了国界,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现象。与此同时,鲁迅作品的翻译活动的研究也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有许多学者采用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文化翻译的相关理论以及翻译方法论系统的分析了鲁迅的各个译本,但是运用东西方思维模式去分析阐释鲁迅作品的研究并为成体系。本文立足于东西方思维模式相关理论,深入研究鲁迅作品集《呐喊》和《彷徨》的威廉·莱尔的译本---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y,并且参考了杨宪益和戴乃迭所译的Call to Arms与Wandering等译作,旨在探讨在东西方思维模式影响下,有着东方思维的作者与西方思维译者以及东方思维译者在处理鲁迅作品语言以及该语言深层的文化结构——文化思维模式词汇时的不同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