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文化哲学作为最宏观的理论视野，考察乡镇社会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机制。由于篇幅所限，这里选择了乡镇社会生产文化中的一部分即农业生产文化展开研究，农业生产文化是乡镇社会的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因而这个研究具有基础性，可以对乡镇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机制有相当的解释力。本文在具体的研究中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和民俗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它们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以乡镇社会的农业生产文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宏观背景条件、生产过程和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文化运行的各种因素和内在矛盾，探索乡镇社会农业生产文化变迁的规律和特点，总结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并努力觅求解决三农问题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办法和路径。　　 在纵向的时间段划分上，本研究把乡镇社会的农业生产文化变迁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考察，改革开放前作为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处于短缺经济时期，实行的主要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改革开放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农业生产文化赖以存在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而从农业生产方式来说，改革开放前主要实行的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制，尤其是以人民公社为主要特征的集体制。而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农业生产方式演变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小农经济，所以从农业生产文化的运行机制来说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　　 在叙述上本文作了横向的安排，文章的第一部分着力考察与分析了建国以来影响乡镇社会农业生产文化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对象，这是农业生产文化存在和运行的宏观背景条件，一定的农业生产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宏观背景中进行的，它是乡镇社会农业生产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对生产文化的宏观背景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更好地认识与理解农业生产文化。第二部分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考察，这是农业生产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是我们认识农业生产文化的全部感性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农业生产文化的具体运作有一个切实的比较符合实际的理解，理论研究应该有明确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指向，否则往往容易与现实脱节。第三部分深入考察与分析了农业生产文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农业生产方式即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是合作的还是分散的。二是农业生产的动力系统，主要是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即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和集体生产积极性，这两个积极性问题是农业生产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充分调动和协调好两个积极性是保证农业生产文化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农业生产文化发展的好与坏、改革的成功与否都集中体现在对这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和协调上。三是农业生产中人的状态，马克思说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他的社会性。人是这些关系的体现，也是人营造了这些关系，这些关系主要的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政治本身就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人在经济结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分配，社会关系也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因此经济关系是核心问题。所以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的运行不仅制约和规定着这些关系，这些关系也还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的影响。　　 问题的核心在于两个积极性的调动与协调，改革开放前我们有过一段非常成功的时期，就是1955年之前，在合作化运动中，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问题，生产发展很快。而此后由于忽略和低估了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加快推进高级社并进而发展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进入了长期的低增长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同样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在1979年到1984年之间，由于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又比较好地解决了两个积极性的协调问题，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人民公社以来积累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可惜的是农村改革没有沿着合理的逻辑向前推进，1984年之后，政社分离，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随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也退出了农村社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事实上使农民重新沦为汪洋大海一般的个体小农经济。集体经济只在所有权层面上才有意义，成了一条腿的合作社。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一改革形成了两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是脆弱的小农经济与庞大的市场的矛盾，一是农民与基层政权的矛盾。这两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是此后农业增长困难，农民负担过重等一系列包含着“三农”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总根源。　　 这些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国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努力解决，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的体制性根源，没有在这一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国家所做的努力在事实上往往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缝缝补补，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问题依然是问题。学术界也从各个层面对三农诸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但是大多由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经济社会结构的体制性根源，或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有深刻的见解，甚至有些人受西方私有化思潮的影响而在理论研究上走向歧途。不能不说中央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视野狭隘、思想偏颇的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它们的影子。　　 文章的第四部分首先简要总结了建国以来乡镇社会的农业生产文化变迁的重要启示，总结了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目前学术界解决三农诸社会问题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向，指出其成功与不足之处。其次对三农等社会问题作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思考，这里主要是想从根本上找到一点解决问题的宏观思路。最后指出解决三农诸社会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充分调动农民个体生产与集体生产两个积极性、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体制性矛盾，这样其它的一切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　　 文章最后的结论部分做了总结性的论述，并再次指出解决三农等诸社会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在党的领导下逐步重建集体经济，并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在这里特别声明一点，一些批判性的分析是基于要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负责，基于对诸位学者和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决没有任何针对个人的成分。相反，我对诸位学者和思想家怀有十分的谢意和百分之百的尊敬，设若没有你们的宝贵研究和思想财富，没有你们宽厚脊梁的支撑，我个人恐怕难以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