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与财产相关的犯罪行为有一种独特的量刑方式,以财利的多少决定量刑轻重,即“计赃论罪”。采用这种量刑模式的犯罪行为非常多,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量刑体系;至唐代,“计赃论罪”量刑体系及相关理论相对成熟,确立了以“六赃”量刑标准为中心,其他行为比附其标准量刑的基本架构;至明代,“计赃论罪”进入再发展时期,虽立足于前朝,变化却十分显著,完善程度进一步提高。具体而言,《大明律》以《唐律》为模本,其“计赃论罪”与唐宋时期一样可以被解构为“法定量刑阶梯”“计算准则”“比附方案”三部分,但作为比附核心的“明六赃”有所变革,这三部分的具体内容以及其相结合所带来的量刑效果与唐代相比也有很大差异。在明代其他法律形式中,“计赃论罪”的地位较《大明律》有所下降。《问刑条例》与其他例文对量刑有不少改动,但以补充和部分修改为主,仍基于原有的量刑体系,与律文不是完全替代关系,往往与《大明律》结合使用。在实践层面,洪武、永乐时期相关犯罪的处罚虽轻重不一,但多不采用“计赃论罪”的量刑方式。明代中后期“计赃论罪”的相关规定在中央的司法判决中作用增强,法司自由裁量权较大,但拟刑时仍然需要在律例内找寻裁判依据,皇帝的裁量权几乎不受律例限制,但是律例中“计赃论罪”的相关规定依旧具有参照作用;在基层司法判决中,“计赃论罪”的贯彻程度比较高,直至明末未曾改变。明代“计赃论罪”具有以《大明律》规定为基础、重视官有财产保护、计赃单位混用、量刑影响因素复杂等特点。整体而言,明代“计赃论罪”在理论上更加协调完善,时代特色鲜明,客观上有利于避免滥刑,但相关规定的形式性和确定性过强,具体规定之间有所参差,原有计赃单位宝钞在受到货币白银化的强烈冲击后没有及时作出调整,且后期弥补不足,为司法实践造成困难,以充军作为量刑补充同样带来了负面后果。明代的计赃货币宝钞自身没有价值,与现代货币最为接近。宝钞的行用,以及明代相关标准在设定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为现代刑法提供参考,完赃改刑的做法对现代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