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上半叶至十五世纪不仅是佛教传入西藏的时期,也是藏传佛教文化形成、发展、繁荣的历史时期,更是藏民族将外来的佛教文明本土化的时期。在此过程中,无数位翻译大师们将佛教经典的翻译当作首要任务,陆续翻译大量的佛教经典,这一辉煌的事业为西藏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觉顿大译师将西藏引进印度文明的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称为“三大厘定”。笔者将此“三大厘定”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将论文分为四章,正文、结语、附录、后语。论文以“三大厘定”为主题,用文献学的方法分析了“三大厘定”的不同时期翻译的佛教经典；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分析梵语藏语化的过程,并将典型经典作为案例,对其中的宗教词汇的演变过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进而探寻古藏文词汇的最初的形态。用宗教历史学的视角对印度佛教藏传的进程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对每个时期翻译的经典是如何变成藏传佛教经典和核心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论文中对“三大厘定”过程中宗教词汇的厘定过程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此凸显了论文的文献学、历史语言学、宗教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章中探析了与厘定相关的词汇和概念,为后章的进一步论述打下基础；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三大厘定”中的第一次厘定。首先对第一次厘定的的年代划分问题进行入手,对第一次厘定的年代划分上,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剖析,对觉东大师的论述进行了肯定,对第一次厘定时期,也就是松赞干布时期的同米萨博扎的藏文创制开始到赤松德赞时期翻译的佛教经典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藏族史书赤松德赞以前藏人接触佛教的记载进行了总结,并对这一时期在历史记载的有关翻译的佛典进行了论证,汇总,对藏族历史书籍记载的有关(?)佛典上不同意的状况进行了汇总、分析,并和汉文《大藏经》里的有关以上佛典进行比照,这些佛典能否在敦煌藏文残卷里找到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佛典的翻译实际上在赤松德赞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就可以窥见出吐蕃本地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概貌,赤松德赞命令规定“诸聪慧少年必须学习翻译两种语言”,并令“贝若扎那等人学习译经,最初,主要是向印度、尼泊尔、唐朝等地迎请而来的大师们学习语文,然后才逐步学习翻译,学习人员挑选,吐蕃七觉士们十分精通翻译,吐蕃时期培养译经人才‘的两条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剖析,并对这一时期翻译的佛典《十善经》、《金刚经》、《稻芉经》等佛典进行了追根溯源,判断这些经典是否传承至今。对吐蕃时期的古文献《语合二章》所记载的赤松德赞时期的著名译师(?)(?)等译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他们翻译的佛典进行了考证,尤其关注第一次厘定时期的佛教经典,将译自梵、汉两种文献的经典作为特例,从梵语翻译的佛典《宝云经》和从汉语翻译的《楞伽师资记》中的佛教语言作为个案,对其中的宗教词汇进行了分析,如：《宝云经》中的词佛教语言从敦煌出土的S162等文献和在现藏的藏文《甘珠尔》中的《宝云经》同一文献进行比照,分析、从中找出佛教语言演变的痕迹,从汉翻藏的情况从敦煌古藏文写本S.t704、s.t.710是汉地禅宗文献《楞伽师资记》的藏译残卷本入手,藏文书名为((?)(?)),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这是汉地佛教早期禅宗之北禅宗的史传著述,北宗禅以传持《楞伽经》为正统,汉文原著者是大安寺的净觉(683-750)法师,成书时间为唐代开元(713-741年)初期,大约在成书不久即在敦煌地区流传,敦煌汉文写本中存在多件,而藏文《楞伽师资记》就目前所见有s.t.710和,s.t.704两中译本。《楞伽师资记》,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由唐代高僧净觉所著,净觉是玄绩的门人,神秀的再传弟子,在禅宗的南北斗争中,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北宗的立场上,维护北宗的正统地位,他撰写的楞伽师资记,就是于传法系统上论澄神秀一系北宗才是禅宗正统,以此与南宗对抗。楞伽师资记一书虽然不免有为争正统而夸大,甚至捏造的东西,但也保存了许多当时北宗传播情况的资料,对研究神秀和北宗的思想很有参考价值,也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藏译《楞伽师资记》进行研究的首先是日本学者上山大峻,他先后发表了《从藏译本看<楞伽师资记>的成书问题》和《关于藏译本楞伽师资记》,他对敦煌古藏文写本s.t710文书的特征进行了如实的归纳,证实了该写本译于汉文,译文幼稚而拙劣,漏译,误译之处甚多,有的语句或段落与敦煌汉文本《楞伽师资记》出入较大。他推测,s.t710号藏文《楞伽师资记》可能译自现存汉文本以外的另一个写本。由于藏文《楞伽师资记》是个孤本,其他藏文文献中没有引用该文书,因此,该文书的藏译时间、地点、译者、动机等问题,仍然有待今后研究。日本另一位敦煌学专家冲本克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楞伽师资记研究(1)》和《楞伽师资记研究(2)》,作者为了彻底弄清该文书的来龙去脉,校录了藏文的原文,并附有日文译注,他研究的结论是：该文书的原题为《楞伽师弟子经》,内容写到第五祖道信章的中间就结束了译文,查对汉文写本s.t.427《楞伽师资记》,也是写到中间就停止了,作为孤本的藏译敦煌古藏文残卷s.t.710《楞伽师资记》,是否是译自这件汉文文献?对此冲本克已推测“该文书只写一半的原因有可能是因写经的劳动条件差而罢工所至,也可能是作为某些文献的增补或抄录而特意只写一本。”他还认为“由于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与唐朝权臣相勾结的北禅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将汉文《楞伽师资记》带到了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被译成藏文”。冲本克己的这种观点只是推测而已,没有扎实的文献根据。国内学术界,有关禅宗对藏传佛教影响的成果,有著名学者班班多杰教授的《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此文中提到努氏佛智之《禅定目炬》、13世纪出现的藏文史书名著《五部遗教》等中的有关禅宗思想来源于《楞伽师资记》,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关于此文本的原著与藏译校勘研究的成果问世。日本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固然是开创性的,但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通过两种文本的比较来探究藏译时间、地点、译者、译文质量、译文动机以及藏译所依据的原作版本等。此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两种藏译本中所使用的同一词汇的异同比较,来探讨藏译的年代顺序,这一点也许是本文的新意所在,但本文更主要的是将汉文原文与两种藏译本校勘研究的文本资料首次披露于国内学术界,从而使有关学者同时目睹两种文本,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下面我们用藏译残卷本s.t.704和另外一个写本翻译的s.t.710在翻译方法上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汉文文本中的前言部分在藏译本s.t.710中看不到,正文内容翻译到第五部分关于道信禅师的章节中间,即到“实物性,佛无相貌”此句为止,在s.t.704中同样翻译关于道信禅师的章节,截至“经云：无所念者,名虽无量”为止,这两个译本都在汉文的“经云,无所念者,佛无相貌”可以找到。在此,我们就这两个文本的藏译试做比较：以上例举的两个藏译本中佛教词语的翻译,如果以《翻译名义大集》(814年编)规定的厘定语为基础进行比照,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佛和涅槃的翻译词汇在两个写本中都使用了新的厘定语。经、攀缘、如来等词语在s.t.704中使用了新的厘定语,而在s.t.710中使用的是旧词语,妄念、凡夫等词语在两个写本中都使用了旧词语,从两个写本的翻译词语上可以看出新旧词语的区别。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进行判断,s.t.704是公元814年以后翻译的,s.t.710是在814年以前翻译的,关于s.t710文本中出现了佛、涅槃等新厘定的词语,上山大峻在《藏译顿悟真宗要诀的研究》一文中作了说明,这些最基本的佛教术语在佛教传入藏地初期就已经做了翻译语的规定,所以,在两个藏译文本中产生了应用旧翻译语和新厘定语并存的情况,以及新厘定语的文本s.t.704中应用了“妄念、凡夫”等旧词之情况,这是因为在吐蕃时期,为了统一梵藏翻译而专门编篡了《翻译名义大集》,其中的相关翻译标准还没有完全普及到敦煌地区,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旧词语混用的现象。我们在藏译本s.t.710中发现很多藏文古词语,该文献古朴程度同样显示了吐蕃时期文献的诸多特征。比如：(?)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写成(?)等。还有本写本中出现了吐蕃藏文文献的重要标志之一,藏文元音符号(?)的反写,《楞伽师资记》全文中共出现了162个藏文元音符号(?)的反写,其中在格助词(?)上就有91个藏文元音符号(?)的反写,这说明当时藏文元音符号(?)的反写,很可能加在格助词(?)上,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还发现了藏文格助词(?)在译文全文中,只用了(?)四个格助词,几乎见不到格助词(?)字,也未按着藏文的《三十颂》(?)的正字法来进行应用,还可以见到有些词中,又后置字气字和单体的基字后面加有后置字(?)字,并有大量的藏文(?)和元音相拼合的字词,按藏族著名的史学家巴俄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中的观点,在第二次文字改革及厘定时,用(?)替代了(?),实际上可以说是取消了(?)与元音相拼合的词中的下加字(?),以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都清晰地显示了吐蕃时期文献的特征。也证明了此译本未按藏文二次厘定的赞普敕令进行翻译,可知藏译本是在公元814年前翻译的。特别是梵、汉两文的佛教经典藏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词汇和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观察当时藏人思想从吐蕃本土的苯教演变到佛教的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细微的分析。第三章中首先从第二次厘定的年代问题入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总结出第二次厘定的年代分歧的来源进行了考证,重点论述“三大厘定”中的第二次厘定。首先对第二次厘定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探讨,将相关的不同论述和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并依据可靠文献对相关的研究疑点进行了解答。接着论述与第二次厘定相关的具体内容,如：哪些经典是第二次厘定中翻译的?这些经典能否在敦煌文献和早期经典目录中找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推理。尤其对这个时期的佛教经典的藏译过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性论述,同时介绍当时的厘定规则和部分译师。用文献学的视角对第二次厘定时期的印、藏历史文献进行了分析。对第二次厘定时期的佛教经典的翻译时间、版本、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进行了论述。接着分析了翻译名义《大集》、《中集》、还有被称为《小集》的三部经典的早期版本进行探寻、分析、比较,并通过与三大目录的考证、为后面的《大藏经》的问世及其发展做了较准确的总结。另外,除了论述这些文献对第二次厘定的指导性意义,还梳理了第二次厘定时期的经典,不仅对其中的宗教词汇和概念的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新疆和田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作为第二次厘定时期的重要文献进行考证,分析。并对其中的宗教语言和现藏于《甘珠尔》版本中的《妙法莲华经》进行了比照,从而找出佛教语言演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而且引用了敦煌文献、碑文等文献资料中存在的第二次厘定时期的早期词汇进行对比研究。第四章重点论述“三大厘定”中的第三次厘定。首先对第三次厘定时期的代表性译师仁青桑布及其当时藏译的佛教经典进行了综述。特别将(?)(?)的新旧版本作为案例,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尤其将第三次厘定中校勘的一部经典作为重点,窥探当时佛教经典藏译工作过程。以此总结印度文化引进的三大时期中,佛经翻译事业的有始有终使得藏传佛教传承至今呈现出完整、高质、简练、规范的面貌。总之,千百年来印度佛教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上都是它寝润的痕迹,自公元7世纪起,佛教词汇随着佛经翻译源源进入西藏,在接受新词术语的方法上译者采用意译、音译、和自造三种翻译形式,在大小五明学科中的意译词数量最多、最丰富。音译词,除了在密宗咒语、陀罗尼、梵文文法和动植物等一些专用名词术语之外,其他学科中使用的很少。梵藏翻译中的自选词也不少,大多是佛教高僧、译师们在讲经布道、译经注释和著书立说,以及佛教社会化的宣传推广过程中新创造的词汇。在梵藏翻译史具有崇高地位和产生深远影响的《翻译名义集》第一卷中记载了藏王赤松德赞颁布的有关翻译佛经的法令。这项法令不但规定了翻译佛经的总原则,而且对语序、一词多义、一义多次、音译与意译、数词、敬语词等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原则,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在王宫主持翻译佛经的大堪布、大译师们汇编译经中出现的新词语,审定、规范、统一,第二卷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型词汇例子,实际上一部翻译佛经的词汇集,所收词条是当时梵藏翻译时的一条法定原则、它是以“忠实,准确、通顺”为基本原则和标准规定的,是在长期翻译佛经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由于它的严格规定和权威指导,使梵藏翻译进入了空前的发展阶段,在统一语言、词汇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存的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藏文古籍经典浩如烟海,其种类繁多、数量之多,在翻译学科中首屈一指,鲜与伦比,而且译文质量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平。翻译方法严谨,忠实原文,理解准确,表达通顺,随着佛教传入到藏族地区,藏族的佛教学者根据修学佛教思想及实践之需要,几乎将负载印度佛教戒、定、慧三学内容的经、论、律三藏经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译成了藏文,这是古今世界文化交流史以及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藏民族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也可以从汉藏佛教的比较中也可知汉藏文佛教译文质量的差别及异同,对二者进行对勘有助于汉藏文译本的厘定,特别是有助于改正汉译文中的纰漏,与藏文大藏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可以说是问题百出,虽然于中国的译经史上出现过像鸠摩罗什,玄奘这样杰出的大师,然而亦出现过许多名不副实的译师,他们所翻译的佛经不但文字诘屈,而且语义多妄自分别,令人不知所云,无法卒读,由于汉语文语梵文间的差距太大,以致即使是备受推崇的玄奘的翻译实际上亦常常与梵文本间有较大的距离,更不用提那些滥竽充数的译师们所翻译的作品了,汉文佛经翻译的不正确,严重影响了汉传佛教徒对佛教之微言大义的理解,引起了佛教史上一次次的争论,例如：作为大乘佛教根本思想之如来藏学说,亦正由于汉译佛教的种种纰漏,近数十年不但受到歪曲,甚至批评,这些都是由于翻译佛教的不正确所造成的。尤其在本文里研究的是,为什么历史上藏民族用如此准确、深刻地翻译了印度佛教的经纶,并且藏民族完整地接受了印度佛教的思想义理,我们认为堪称世界翻译上的典范,已成为翻译史上语言符号可译性的典型例证,其原因有四：印度、藏族同属东方的古老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老文明,记载这个文明的梵藏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具有深邃的穿透力和管饭的涵盖性。其二：在翻译佛教经纶的过程中,建立了明确的翻译原则和翻译规范。其三,创造了与印度佛教梵文的命相概念相对应的,确定的藏文佛教名相概念,其四,在藏文翻译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始终伴随有精通梵文及佛学的印度佛学大师解难答疑,考量指导,现在我们回顾历史,梵文记录的大乘佛教原典大部分并没有在印度被保存下来,印度佛教早在公元十三世纪初就已经消亡,印度佛教及其史的重构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藏文大藏经》和其他藏文宗教、历史文献。《藏文大藏经》收录了4569部佛教经典,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佛典,特别是后期大乘佛典的完整翻译。藏文本身又是参照梵文人工制定的书面语言,在语法结构词法方面明显有贴近梵文的倾向,早在公元九世纪初,为了规范佛经翻译,吐蕃赞普下令译经的高僧专门编制了正字法字典《语合二章》和解释语源的语汇手册《翻译名义大集》,确保了藏语书面语言的规范化,藏文佛经翻译工程每每有因遭伊斯兰入侵而流亡西藏的印度学问僧的加入和合作,使藏文佛典翻译的质量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是故,藏文成了今天研究佛教者必须掌握的语言工具,人们只有通过藏文的翻译来想象梵文原文的语言风格,重构梵文原典,并正确理解佛典的微言大义。佛教传入藏区,经过三次厘定,九百年的历史终于成为当今我们眼前的这种规模,这些佛经译本,就文字方面讲都非常谨严,十分忠实,几乎能顺着藏文还原成梵文,就内容方面讲这里还保存了亚洲文化史和印度思想史的极重要的资料,这就是三次厘定的结果,也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本文以藏族历史上梵、汉佛教经典藏译过程中出现的“三大厘定’时期的历史文献为依据,用宗教历史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解除了诸多相关“三大厘定”和“新厘定译语”固有的研究疑点,而且第一次提出了“三大厘定”实际上就是以宗教词汇为主的藏族宗教语言规范、调整的三个时期的观点。另外,比照了关于划分三个时期的不同观点和论述,用大量丰富、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论证观点也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第二、对藏族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松赞干布到赤热巴金时期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的说法,进行了清晰的时间划分,并对“三大厘定”每个过程中藏译的情况、译师及其翻译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指出了现存的甘、丹珠尔、敦煌文献等文献中存在的每个时期的词汇演变过程及其形态是本文的新颖观点。第三,在资料方面,为了了解各个厘定时期经典翻译以及宗教语言演变历史,搜寻了大量的早期文献资料,尤其是在本文中引用的第一次厘定时期的藏文文献((?))除了国外有学者进行过点滴的研究以外,国内从未有人研究过,属本文首次引用。第二次厘定时期的文献((?))等资料,除了部分日本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以外,国内从未有专家研究、引用这些文献,属本文首次引用。第三次厘定的相关文献虽然包含在甘、丹珠尔中,但隐藏在其中的时间上的差异并未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另外,觉顿译师的((?))除了大家公认的民族出版社的版本以外,另外一个版本的存在几乎无人问津。笔者在本文中对以上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研究,对前后厘定中存在的异同,特别是宗教词汇演变的过程和原则进行了全新的论述,提出了通过第一次厘定,使藏文从语法到、词汇的进一步完善,第二次厘定对藏文的文字组合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第三次厘定对二次厘定中遗漏的佛教典籍进行复审的特点。第四、在对吐蕃王朝时期一些重要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时,为了解答固有的相关研究疑点,如关于这些文献的时问问题,文中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的所有研究成果和观点,对这些文献的不同版本,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证。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来探析厘定时期出现的赞普的敕文、翻译的标准和原则、前人对佛教语汇的整理和解释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尤其对不同版本的文献中出现的梵文词汇之间进行比较,以此来支撑佛教经典藏译过程的研究,也属于本文的创新点。第五,本文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提出了吐蕃时期藏译的佛教经典中宗教语言随着不同时期的厘定呈现出不断规范和简练的趋势,并以具体的例子来——论证这些词汇在语法和习惯上不断规范和约定俗称的过程。在前后不同时期厘定的宗教语言中,指出哪些源自梵文的经典,哪些源自汉文经典,对其中异同或相同词汇的不同藏译的词汇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依据大量的可靠文献如历史文献、敦煌文献、金石碑文等资料论证了在第一次厘定时期,藏文字的创立和规范、藏人佛教与初次接触并拉开了引进的序幕；第二次厘定时期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并对宗教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和细致的推敲的历史进程,并将当时出现的文献清晰地呈现给各位研究者。第三次厘定时期,再一次掀起了佛教经典藏译的高潮,同时对第二次厘定没有覆盖的经典进行了校勘和修正。在厘定过程中依然秉承第二次厘定的原则,对经典中的旧词、不便翻译的、模棱两可的、错翻的词汇进行了修整和厘定,进一步规范了佛经的藏译事业。为后人呈现了如今我们目睹的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经典。当我们关注历经九百年的印度佛教藏译的历史时,只要倾尽我们努力,对源自前辈大师们智慧结晶的历史文献、各厘定时期出现的佛教经典文献、多年埋藏于地下的伏藏文献,还有历经千年的石碑文献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就能一一解开一个又一个学术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