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入，我国基础设施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大多从产出弹性、对私人投资作用等角度考察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较少有学者关注基础设施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得到了迅速增长。在我国出口贸易增长过程中，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得到了改善，但是也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地区出口贸易结构差异显著，我国出口贸易增长较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为此，研究基础设施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探究其作用机制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虽然也有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但大多也都是对跨国样本的考察，没有对基础设施作用的微观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研究也多是从运输成本的角度，探讨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少涉及基础设施的其他作用，或者其他类型基础设施的影响，从而使分析较为片面，难以全面系统的描述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作用的渠道和机制。为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了不完全契约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等相关理论，考察了基础设施影响出口贸易的微观机制。本文分别从融资成本、信息成本和库存成本的角度，探讨了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微观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跨省区的行业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实证模型检验了本文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以及创新点。第一章简要回顾基础设施与出口贸易的相关文献。第二章构建理论模型，分别从融资成本、信息成本和库存成本等不同角度，考察基础设施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微观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三章运用跨省区的行业数据考察了基础设施对我国行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即基础设施影响的静态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基础设施对我国行业出口增长的影响，即基础设施影响的动态效应。第四章则采用我国工业行业的企业数据，考察了基础设施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验证了基础设施对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第五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为我国有效利用基础设施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各地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对地区贸易总量的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出口较多，出口增长也较为迅速。第二，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促进技术复杂行业的出口贸易水平，从而有助于地区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同时，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技术复杂度较高行业的出口增长速度也较快。第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企业的出口决策，使更多的企业进行出口。同时对于已经出口的企业而言，基础设施还能够使他们的出口数量得到增加。第四，基础设施对出口决策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出口数量，这说明我国基础设施更多的是促进出口贸易“扩展边际”的增长，而不是“集约边际”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