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约束。由于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产权不明晰以及环保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并没有把环境成本包含在内，虚低的成本使得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出现产能过剩现象。2013年，国务院在《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将强化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执法监督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对策。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并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环境保护税法初衷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促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尽快变成现实，同时环境保护税法还能通过提高成本，引导企业淘汰和“挤出”过剩产能和落后技术、产品和工艺，提升产业竞争力，使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占有率更高，从而破解产能过剩难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国家层面早已将环境规制作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一大抓手，显然其内在逻辑便是环境规制能够缓解产能过剩。那么，环境规制是通过什么传导机制对产能过剩产生影响的？环境规制的工具很多，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是相同并且是积极影响吗？环境治理与化解产能过剩能否实现“双赢”？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答有望对当前乃至未来运用环境政策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首先对产能过剩、环境规制的相关概念以及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进行了文献梳理，在归纳总结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工业产能过剩的传导机制。然后用协整法测算出我国各地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产能过剩的指标，纳入模型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根据文献梳理总结出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研究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根据文献梳理发现，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受此启发，引入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首先利用协整法测度了我国分地区2000-2015年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测量结果表明：一是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波动阶段性特征与经济发展的波动阶段性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在2000-2015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拐点是2008年。二是当前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最低，地区内部差异也较大。
　　其次，以产能利用率为被解释变量，利用面板回归模型验证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均会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产生消极影响。过度投资、国企比重过高是我国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一大诱因。国外需求对产能利用率也有直接的影响。
　　最后，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作用于产能利用率的过程中都存在两个门槛。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呈现出向上的折线关系，也就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作用也越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反N型关系，即当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未跨过第一门槛时，其对产生利用率产生消极影响；当介于两个门槛值时，其对产能利用率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当跨过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由积极转为消极。并且根据两种环境规制工具门槛的划分来看，当前我国的两类环境规制强度都偏低，未能较好达到环境规制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引导环境规制由当前的命令控制型为主向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主发展；二是丰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尤其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体系；三是确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充分利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积极影响的强度区间，实施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促使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发生作用。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环境规制工具分类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将二者与产能利用率纳入同一模型，考察发现二者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并且二者对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均存在两个门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影响，即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产能利用率、产能过剩的影响不同。不足之处在于本文对环境规制对产能过剩的传导机制只是从“遵循成本说”和“创新补偿说”两个方面做了比较笼统的理论分析，没有对其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的实证检验。测算各省产能利用率时选用地区工业总产值而不是分行业数据，可能会高估或低估真实的产能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