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离岸外包成为国际分工的产物。跨国公司将离岸外包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外包行为可以合理利用本国资源和世界各国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其集聚、示范和带动效应。承接外包和对外外包是21世纪产业发展新方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吸引了大批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至今中国通过承接国外制造外包业务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90年代开始,随着网络技术、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服务不可转移”的假设,服务外包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尤其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更为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开放了银行、保险和电信等服务领域,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服务的国际化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的重心。针对服务外包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空前重视,视“外包”为经济第二次腾飞的重要启动点。那么,何为中国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主要影响因子?中国能否利用和发展自身优势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的外包目的国?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企业往往不能独立拥有所有的核心技术资源,为了实现各环节在信息、资源上的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市场竞争优势,中国企业不仅承接外包,而且正利用对外外包参与全球资源分配。中国企业对外外包与发达国家的外包性质不同：由于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匮乏,部分产品核心环节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输入。但对外外包是否会影响国内的就业?作为有效的获得国外资源的手段,中国目前的对外外包是否真正地促进了主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学者总结的外包理论和实证经验,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视角出发,力图创新承接外包和对外外包模型。首先,深刻解析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现象—“外包”；接着,利用Feenstra外包模型和HOV模型,对中国承接制造外包与服务外包行为进行数理推导与仿真分析,并量化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显性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经济等诸多因素对承接外包行为的影响；再利用Amity和Wei的外包模型,结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中国对外外包行为进行经验分析,量化对外实物外包(以制造外包为主)和服务外包等行为对主要产业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最终,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用外包促进产业现代化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包括：一、克服数据获取的困难,综合运用各种数据库的资源进行科学分析由于数据获取限制及计算量较大,对外包问题进行经验分析的研究成果还很有限。本文综合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各行业统计年鉴(工业统计、人口与就业、固定资产和国际贸易等)、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年鉴(例如,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业统计年鉴)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库(例如,OECD、UN、IMF、WTO和EU)等,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将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使每一个结论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二、基于比较优势和外包理论,利用Panel Data模型从行业层面分析了中国承接制造外包的影响因素本文以Feenstra(2008)的外包模型为基础,通过选取与中国外包联系最密切的日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Panel Data实证分析1989年至2006年中国主要影响日本制造外包的关键影响因素。基本结论如下：(1)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投入比例和中国制造业主要产业在世界出口的比较优势是重要影响因素。(2)资源禀赋(资本/劳动的比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是显著影响中国承接外包的因素。(3)尽管规模经济也是一个显著的变量,但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整个外包发展的增长趋势。(4)分样本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包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包影响则显著。因此,中国的产业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以便巩固和加强它在世界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逐渐通过政策的调整,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和自动化仪器的使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提高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三、基于HOV模型,利用Panel Date分析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特征及成因本文根据Trefler(1993)和Leamer(1995)提出的模型,推导出影响承接服务外包因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克服数据统计与繁琐计算的限制,开创性地围绕主要承接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人力资源禀赋、真实汇率、因特网使用比例和经济自由度这四个变量对服务外包的发展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2)作为大部分非发达国家,反映政策变量的经济自由度和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变量资源禀赋对承接外包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3)因特网使用比例和经济增长会对外包产生微弱影响。(4)真实汇率对服务外包业务产生负向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日益完善的高等教育水平,为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关于跨国公司和服务贸易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同时,大幅度的汇率上涨和突然性的物价上升都不可避免地对服务外包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应该关注真实汇率的增长率,有必要合理采取金融手段平抑突然性的上涨。四、结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主流外包模型,检验中国对外外包对主要产业就业的影响作用中国对外外包对产业调整、经济变革和就业形势有深远的意义。稳定的就业形势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本文在Amity和Wei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1997、2000、2002和2005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运用Panel Data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17产业的外包对各产业就业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1)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服务外包对就业影响作用大小超过实物外包。(2)样本数据分产业研究发现,服务外包仍然是影响就业的显著因素,而实物外包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3)通过各产业的变系数回归方程得到的数据,进一步看到：这几年国际上离岸服务外包发展最快的行业中,金融保险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的外包对就业影响作用远远超过其它行业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提升服务质量和提高国内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品牌的优势,已经是我国所有行业面临的主要任务。五、利用Panel Data模型从行业层面分析中国对外外包对主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外包可以通过产品组成或结构的变化,促进产业生产性的提高。本文再次使用Amity和Wei的方法,构建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模型。主要结论如下：(1)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而实物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显著。(2)分产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外包对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实物外包仅对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正面的影响。政府应权衡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两方面的作用影响,分析不同选择下需要面对的风险和竞争挑战,以便合理地掌握服务外包的利与弊。同时在产业政策上应侧重于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环节的转移给予优惠,利用资本的输出加强与国外技术有优势的企业的合作。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包括：第一、在实证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精确测量外包在一国贸易的重要程度,国内外学者先后使用不同测量方法,衡量跨国外包的程度(Lawrence and Slaughter(1993)；Feenstra and Hanson(1996a)；Hijzen,Gorg and Hine(2005); Ekholm and Hakkala(2006);OECD(2007)；Ahn,Fukao and Ito(2008);徐毅,张二震(2008))等。本文合理利用不同的测量方式预测中国外包行为的发展趋势,多视角地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包的含义、测量方式以及特征等概念,给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测度。第二、工资成本、资源、技术以及政策的支持是发展中国家影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外包转移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总体而言,既有文献主要是从发包国角度(主要是发达国家)分析跨国公司实施外包应考虑的因素。同时,由于数据资料限制,通过实证检验细化到微观行业层次的研究很少。本文开创性地站在外包接受国的立场上,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视角出发,基于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吸引日本制造产业外包的因素模型,积极挖掘相关数据,有效实现产业分类数据的统一和整理,构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实施跨国外包所考虑的因素的研究,而从服务外包接受国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承接国外服务外包业务的关键性因素,深入分析的文献相当稀少。本文构造了一个逻辑上较为严密的分析框架,从世界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出发,利用Trefler(1993)和Leamer(1995)建立的模型,提出了影响承接服务外包因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克服数据统计与繁琐计算的限制,开创性地从国家层面围绕主要承接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第四、各种文献资料主要是把发达国家视为外包的发包方,深入探讨了外包对发包国(尤其发达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生产性的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外包研究尚属鲜见。本文基于以中国为本位的外包,利用Amity and Wei(2004)外包模型,结合Cobb-Douglas生产函数,综合运用各种数据库的资源,突破数据的限制,开创性地建立了包含实物外包和服务外包变量的模型,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主要产业向国外转移中间环节,对中国国内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由于外包领域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受学识、时间所限,论文研究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理论基础、方法构建等方面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