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这座原本相对比较闭塞的内陆山城由此肩负起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事业所赋予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战时首都被既定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注定成为中国新闻传媒活动的中枢。与此同时,伴随全国主要美术社团,高等艺术院校(系)迁入,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聚集,使得重庆画坛上的活动日趋频繁、活跃。其间,尤以木刻为代表的抗战美术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以抗日救亡为其主旨的木刻运动彰显的鲜明时代性和高扬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大后方社会各界的首肯和民众的欢迎,被认为是一种革命的艺术,理想的宣传工具。木刻有如长枪般的战斗性,以及“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的特点和作用,与新闻报纸副刊强调时势性、在场性、针对性的特点十分吻合而达成思想意识和关注视线取向的一致。于是,大后方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对美术的关注更多地选择了木刻。另一方面,囿于战时报纸印刷条件和纸张品质的限制,也使报纸不得不选择对印刷条件要求不高的木刻。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所致,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木刻副刊是抗战时期重庆木刻运动与新闻联手的产物,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活泼的内容,短小精湛的宣传方式,不拘一格的反映抗战木刻运动的发展,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战火硝烟之中,大后方的报纸与木刻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结成密切的战友,联袂出手,相得益彰,共同书写出了一段国内外美术史和新闻史上未曾有过的特殊历史。把握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地区,木刻与报纸的发展,基于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之上,从美术史角度出发,涉及新闻史,对抗战时期重庆报纸上的木刻副刊进行研究。一方面,梳理、分析抗战时期在重庆报纸上出现的木刻副刊；另一方面,剖析美术与新闻在抗战时期联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作出理论总结。这项研究开辟了美术史和新闻史之间的一个新的空间,填补当今学术领域的研究空白,而且为当代美术与新闻的联手提供启示、借鉴;另一方面,籍以为当今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新闻史提出新的角度和思路。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抗战大后方美术与报纸、期刊等一系列工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