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新矛盾新形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关键所在,为此完善促进消费的制度供给,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进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消费与投资、出口同为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供给侧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发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的潜力,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潜力并未被充分释放,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这种不协调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格局的演变愈加突出。近年来,我国经济于2008年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于2014年越过了房地产长周期峰值,经济已步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新常态,加之国际经济复苏的缓慢、贸易形式的日益严峻,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已难以为继,此消彼长之下,消费的作用前所未有的凸显;同时,由消费潜力释放不足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宏观来讲,消费总量相对不足、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制约了供给侧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等优化的速度和深度,微观来讲,消费的规模、层次尚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居民在“能消费”基础上的“敢消费”、“愿消费”的水平有待提高,制约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释放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要求之一。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后者的规模、变化和趋势,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本质也在于提高居民消费的规模和层次,因此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的增强,关键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城镇居民消费的现状具体如何?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其是否已改变了过去“消费不足、储蓄偏高”的基本面?不同居民之间日益显著的异质性对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对城镇居民消费基本情况的梳理,以及横向、纵向的比较,可以发现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主要是因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投资、出口的疲软而综合导致的被动“虚增”,居民消费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消费总量有待扩大、消费倾向有待提高、消费结构有待升级的状况并未从本质上有所改善,总量化、结构化问题日益突出,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趋势,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受到政策界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为探寻释放城镇居民消费潜力的方法,全面、准确的分析消费现状的成因是前提基础。居民消费现状是消费行为的结果,消费行为是居民适应消费环境的过程,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对居民消费而言,体现居民适应过程的行为特征为居民消费变化的内在依据,消费环境是居民消费变化的外在条件,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将其辩证统一于消费问题的研究中,并系统的探究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数量和消费质量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影响,是探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方法的应有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快速增长、不断转型的经济环境,“摸着石头过河”、马尔科夫式的制度建设,以及潜移默化、历久弥新的儒家文化传统,导致了居民面临的消费环境具有增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居民消费形成和变化的外部条件,国内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多从该角度入手,但消费环境仅是居民消费变化的外部条件,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此为视角,难免形成虽百家争鸣却难有定论的现实,因此比较而言,从行为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才应是主要的角度,其中习惯形成即是居民消费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习惯形成理论,是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居民消费跨期影响的客观规律,认为居民通过平滑消费的增长而非消费来保证消费效用的逐期提升,其改变了居民的风险偏好,影响了外部因素的作用机制,体现了居民提升消费水平的动机,并且该特征在不同居民之间具有异质性的表现。因此,基于客观的消费环境,从习惯形成的角度入手,结合居民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对于更为全面、准确的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进而探寻释放消费潜力的方法,具有理论和现实的边际价值。以城镇居民为例,居民消费是否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为何存在?其对居民消费具有怎样的影响机制?在居民异质性的假设下,其使居民消费行为呈现怎么样的差异?其对居民的消费总量、消费倾向、消费结构具有怎样的系统化和结构化影响?对于居民消费的现状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对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具有怎样的政策启示?全面的回答以上问题,是从更本质的角度理解城镇居民消费现状,进而分析居民消费现状成因,探寻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方法的前提,但现有的相关研究并未能系统的、准确的解答以上问题。为完善相关研究,本文从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消费现状落后于经济发展趋势之间的不协调矛盾出发,为探寻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方法,在充分梳理、总结和完善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客观现实出发判断居民面临的消费环境的特点,从量、质两个维度以及消费总量、消费倾向、消费结构三个角度来判断居民消费的现状,将习惯形成和消费环境辩证统一起来,综合运用动态化、系统化、总量化、结构化的分析方法,通过建立符合消费环境与消费现实的分析框架,在分析消费习惯形成的产生机制、作用方式、异质性影响的基础上,全面探究了城镇居民消费总量有待扩大、消费倾向有待提高、消费结构有待升级的现状,并结合异质性消费理论,进一步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结构化分析,对城镇居民消费现状进行了系统解释,进而为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倾向、优化消费结构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理论方面,本文将习惯形成理论与现代消费理论、异质性消费理论相结合,以缓冲存货模型(Buffer Stock)、收入阶层消费函数(Income Stratum Consumption)、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模型(LA/AIDS)等为基本框架,借鉴Alessie、Dynan、Naik等对消费习惯形成的分析的设计,构建了符合消费环境与消费现实的分析模型;实证方面,本文综合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省际面板数据、阶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时间序列ARMA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CSTS-FGLS)、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回归(SUR)等动态化、系统化、总量化、结构化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变量、数据、方法等多个维度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全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章为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状和消费环境分析;第四章为消费总量视角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检验与产生机制的分析;第五章为消费倾向视角下,对习惯形成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机制的分析;第六章为收入阶层视角下,从习惯形成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异质性消费行为与消费潜力释放的分析;第七章为消费结构视角下,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总量化、结构化影响,进而消费潜力释放的分析;第八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纵观全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第一,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呈现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其显著性不随变量的控制而改变,其产生并变化于居民适应客观消费环境的过程。面对具有增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消费环境,在收入禀赋的约束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尤其是支出不确定的影响下,为维持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导致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强度较大,消费行为较谨慎,进而抑制了居民消费,成为导致城镇居民消费总量有待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具有动态的影响,在收入禀赋的约束下,面对不确定性的冲击,习惯形成强度随之增大,促使居民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并在不确定影响弱化后,抑制边际消费倾向的回升,在前者制约后者的回升、后者制约前者的减小的过程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终趋于降低,体现了居民消费的谨慎性。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供给侧的多次不确定冲击,引致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强度较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并抑制了其回升,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持续降低的重要因素;第三,消费的习惯形成在不同收入阶层具有显著的差异,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呈现明显的阶层异质性。具体而言,低收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强度较弱、消费倾向较高,消费谨慎程度有限;中等收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强度较大、消费倾向较低,消费较为谨慎;高收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强度较大、消费倾向也较高,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型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共同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大,故城镇居民的消费现状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第四,习惯形成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阶层异质性。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整体上抑制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逐渐下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逐渐上升的演变趋势,生存型消费仍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但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处于不同的演变阶段,习惯形成通过减缓低收入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速度、阻碍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的结构化影响,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综上所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显著存在的习惯形成特征,习惯形成强度整体较大,并通过异质性的影响,限制了居民消费扩大、抑制了消费倾向提高、阻碍了消费结构升级,成为制约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为释放城镇居民消费潜力,应从居民消费总量、消费倾向、消费结构角度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化的分析,充分认识到居民消费因具有异质性的习惯形成特征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综合发挥制度、机制、政府、市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从多角度、多层次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首先,构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长效机制,立足供给侧改革,稳定并完善制度供给,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促进产业供给侧改革,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以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为居民消费的扩大和升级提供良好的变化条件;其次,采取综合性措施降低消费的习惯形成的强度和影响,通过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促进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减免个人所得税等,保持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的提高,增加居民用以保持消费水平逐期提升的禀赋,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完善信贷环境,尤其是完善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减小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引导并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降低居民消费“三思而后行”的谨慎性;再次,从异质性的角度建立针对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地区的结构化机制,针对各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特点,努力保持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努力提高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层次。如此,在保证居民“能消费”、保障居民“敢消费”、引导居民“愿消费”的基础上,不断促使居民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倾向、优化消费结构,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增强其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