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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奭,清代辑佚大家。他博览群籍,学问赅博,辑佚成果丰硕,有《黄氏逸书考》传世。《逸书考》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成就相当,成为清代辑佚成果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相较马氏、严氏研究的喜人成果,学界对黄氏及其辑佚研究甚少,仅曹书杰先生的相关篇什对黄氏的辑佚活动进行了宏观的观照,内容涉及生平、著述、著作版本等方面,惜乎没有对其辑佚过程、辑佚和特点进行深度考察。本文以《黄氏逸书考》为对象,深入分析黄氏辑佚的成就和特点。因为该书体量庞大,所以选取其所辑东汉蔡邕《月令章句》、《月令问答》与《明堂月令论》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着重对三书引用材料、佚文处理方式、乃至校勘、补正等问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辑佚成就和局限,以期对黄氏辑佚和《黄氏逸书考》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经笔者统计,黄氏所辑蔡氏《月令章句》的主要材料来源为汉朝的经书和古注以及唐、宋时期的类书和相关史籍,兼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注。其中,所引用材料的时间下限为明代(孙穀《古微书》),说明《月令章句》大致亡佚于明代末年。黄氏所辑《月令》三书的佚文处理方式有诸多鲜明特征。首先,他对《月令》原文注明了出处,并且《月令章句》的部分佚文具有版本差异,黄氏将其一一辑佚,展现其辑佚文献材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次,在辑佚的过程中,黄氏将佚文与校勘紧密结合了起来,把校勘附于佚文之中。他还广泛运用案语体例,将案语与佚文、引书有序编排,在佚文、引书之后间附案语。最后,黄氏对区隔符号“○”的运用,使佚文编排的视觉效果和分隔效果更好。将黄氏所辑《月令》三书从辑佚内容全备性、佚文校勘、佚文编排体例等方面与马氏、严氏辑本进行对比,能够更好地反映黄氏辑佚及《黄氏逸书考》的特点。所谓辑佚内容全备性,主要包括佚文辑佚数量和是否详细注明出处。在佚文辑佚数量方面,黄氏多于马氏与严氏。而在佚文引征材料方面,三人皆注明了出处。根据《月令章句》、《月令问答》的对比,可知黄氏对《月令》原文注明了出处,马氏则无。同一佚文往往有不同的文献来源(如“露者,阴之液也;释为露,结为霜”这句佚文,出现在《广韵》、《北堂书钞》、《事类赋注》等文献中),黄氏同一佚文的引书数量多于马氏,但却不及严氏。故在对佚文出处的注明方面,黄氏详于马氏,而严氏详于黄氏。在佚文校勘方面,严氏用力较少,几无校勘;黄氏倾向于根据多种文献资料并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尤其对理校法的运用十分娴熟;而马氏则倾向于根据少量的文献资料,列出不同版本以呈现差异,对佚文不做校勘。可见,在佚文校勘方面,黄氏精于马氏与严氏。此外,马氏为其所辑630种(另一说法为632种)文献中的大部分文献撰写了小序;而严氏则为其辑佚所涉3497位作者均立有小传。相比而言,黄氏既未撰写小序,亦未为作者立传。上述多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他们辑佚动机的不同而导致的。《黄氏逸书考》更加注重辑佚过程的揭示,注重佚文的校勘考据,具有非常明显的“考”的特点。而马氏和严氏更加注重辑佚结果的呈现,是以为读者提供最为接近原貌的“原书”或“原文”为职志的。总体上,他们三者辑佚成果的异同,都可以从辑佚目标的不同设定上找到原因。从黄氏所辑《月令》三书入手,可以大体上揭示《黄氏逸书考》的主要成就与不足。整体来看,《黄氏逸书考》所辑佚文数量以及所引文献材料皆比较丰富。并且,他注意到了将辑佚与版本相关联,在辑佚过程中,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以纯熟的校勘为后人提供更为精审的佚文文本。但《黄氏逸书考》也存在诸如佚文尚有遗漏、引文标注不够详备以及佚文编排体例不够完善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