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之前,就有商贸、政治交往,尤其是景教、天主教方济各派以及犹太教相继入华,为明代中西全面接触和深入交流奠定了初步基础。入明以来,特别是明后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奔赴东亚地区传教,在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先驱的艰难探索下,逐步确立了行之有效的叩击中国大门的传教方略。之后,利玛窦作为适应政策的集大成者,深入中国内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细致观察的基础上,调整传教策略,积极向儒家士人靠拢,形成了以“友道”和“书教”为主要方式的适应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玛窦从广东一路北上,经由当时中国最繁华的经济文化地带,逐步向中国文化靠拢,受到越来越多的士人欢迎,使中西文化交流在广阔的地域深入展开。在利玛窦规矩的积极引导下,中西文化进行了实质性的碰撞,涉及中西文化的各个层面。面对明后期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作了卓有成效的调和,为中西文化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积极对话做了开创性的探索,并深刻影响了中西各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儒学作为传统的正统学说,其价值和地位日益被利玛窦所看重。利玛窦通过改穿儒服,说汉语,诵读儒家经典等方式,积极向儒家士人靠拢,广泛结交士人阶层,确立西儒形象,构成了晚明独特的文化现象。利玛窦力求援儒入耶,淡化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所带给士人的隔膜心理,借此将天主教义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尽管双方在宇宙本体论、仁爱、孝嗣以及生死观念上存在深刻的差异,且遭到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弹,但利玛窦通过对儒家思想选择性汲取,积极吸收儒家思想中的伦理成分,挖掘已经被淡化的原始儒学的宗教因子,将天主教教义成功嫁接在儒家话语上。但利玛窦的儒耶调和也相应地对儒家思想做出一定让步,使超越的天主教思想更加呈现出伦理化和世俗化的内涵,迎合了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潮,为其后中国思想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佛教和天主教作为成熟的宗教,在不少方面具有相似性。在传教初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相应地借鉴了佛教的衣着、术语等,试图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利玛窦基于传教策略的考量,逐渐抛弃佛教的衣着和容易混淆的术语,顺应明后期批判佛教的思想潮流,对佛教进行了公开排斥,力求阐明天主教和佛教的差别,以确立天主教不可替代的形象。双方主要在有无、天堂和地狱以及救赎方式上进行了激烈碰撞,但是,由于互相认知的不深入,以及佛耶思辨方式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频繁出现误读。但正是在逐渐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双方教义越辩越明,互相排斥心理渐渐消退,并在利玛窦传教后期,双方呈现出和解和互相包容的趋势。经利玛窦阐释,佛耶双方针锋相对的局面已大为改观,再未出现明显的激烈现象。如果说中西伦理的碰撞呈现出复杂性和艰难的历程,那么由利玛窦开启的中西科技对话则较为顺利,尤其是在天文算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士人合作翻译书籍,奠定了汉文西学科技原典的基础。尽管保守人士严守所谓“华夷之防”,提出“夷技不足尚”,但在奉教士人和开明大儒的积极倡导下,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仪器和科学方法,致使发展缓慢的中国科技积极变革,对中国科技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的变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格物穷理之学,一定意义上为近代西方科技顺利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积极努力下,中国的哲学、科技、艺术等也开始大量传入西方,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模糊的认知。作为当时对中国最直接的外国观察家和研究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奠定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基本研究格局,对中华帝国和儒家思想向西方世界做了客观的介绍。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使得欧洲社会通过中国这样一个异域形象,展现了西欧近代早期社会的文化焦虑与期待,进而以中国形象为参照,推动思想启蒙,实现西方社会的自我批判与转型。而通过利玛窦对西方社会的引介,明后期的中国社会也日益开始认同西方形象,促使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士人向西方学习科技文化,批判和改造摇摇欲坠的晚明社会,为走出传统妖魔化西方的偏狭文化心态带来一丝曙光。总之,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重温明后期利玛窦开启的影响深远的和平远征之旅,反观自身,尊重他者,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减少冲突,增进理解与和平相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