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也是我国实现技术追赶和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要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明确了技术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医药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之一,需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然而,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对我国医药制造业开展技术创新产生了严重制约。面对创新和生态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问题,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绿色发展的理念,倡议在引导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的同时,大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为此,我国政府试图通过科技拨款的手段向企业提供研发资助,以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医药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重点探讨董事会治理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异质性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影响。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政府补贴、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董事会治理以及企业异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其次,采用一步系统GMM法和门槛效应检验分析政府补贴对医药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影响,以及董事会治理的调节作用,并测算出政府补贴的适度区间。再次,通过构建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在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董事会治理的中介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医药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的资助效果均表现为“杠杆效应”,并且该效应在大规模、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激励存在先增强后减弱的门槛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在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董事会治理对政府补贴的资助效果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相关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