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而言,后现代主义思潮世纪末叶在中国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争议,是一个需要研究也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以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理念,并适当借鉴话语理论和对话理论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现代”的关系作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论文从审理“现代”的全球性与本土性“问题语境”,尤其是国内1980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重新评价和建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因素这一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入手,从“历史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和嬗变的文学与文化语境,探讨这一思潮在译介与跨语际实践、创作与批评阐释、论争与理论建构等本土化推进阶段和多样化展开层面,同“现代”和“现代性”话语构成的复杂的张力与互动关系。　　 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是引论,对论题作学术史清理,并交代论文的理论方法和基本框架,提出如何突破“后现代”与“现代”关系认知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问题。第二、三章分别从历史叙事与文学史叙事两方面对论题作概括性探讨,指出“后现代”是对以启蒙与革命、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为内核的“现代”及其问题与后果的根本性反思和超越,涉及经验、知识与权力等各个层面,由“现代”的迷思导致的中国“现代性”困境,是“后现代”在中国发生、传播与本土化的经验和知识前提。第四、五、六章是分论,具体讨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译介话语、创作与批评话语、理论话语同“现代”构成的动态关系,勾勒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现代’中诞生”、“解构‘现代’”、“重构‘现代’”的发生和流变轨迹；指出有关“文革”的荒诞的历史记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历史巨变、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推进和本土化回应,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断调整与“现代”的关系,并完成话语形态从“解构”向“建构”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转型的外在动因；对启蒙精英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解构,和对个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重构,构成话语演变的核心“话题”和内在动因。第七章是结语,从“后现代”与“现代”在对话与互动基础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一状况出发,通过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反思,提出“是后现代的现代,还是现代的后现代,还是……”这一新的问题,并围绕如何在“解构”的前提下进行“建构”,探讨走出“现代”的迷思和重建“现代”需要避免的“后现代”误区。　　 通过考察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现代”的关系,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主要观点:　　 ⑴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在与“现代”发生断裂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特殊语境与全球的共同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思潮流变的决定因素在于本土语境的变化；中西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差异主要来自语境及问题域(即所“后”的“现代”)的不同,不宜对二者作简单粗暴的真伪优劣划分。　　 ⑵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走出“现代”的迷思和重建“现代”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对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叙事(民族一国家与阶级话语)、启蒙主义的精英叙事(国民性与主体性话语)和现代主义的形式化叙事(本体性与纯文学话语)的解构,到对被抑制的“个人”、“民间”、“传统”与“本土”叙事等的释放和重建的过程。　　 ⑶随着与“现代”的对话关系以至包容关系的建立,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完成了由解构向建构的转型,它与同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包括文学)的历史转型具有同构关系；话语与话语、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对话和互动,是构成这种同构关系和转型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因此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和历史变迁的构成性力量；但如何在“解构”的前提下进行“建构"始终是一个问题。　　 ⑷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流变和传播本身存在断裂与弥散机制；目前,后现代主义话语在中国不再是热点,而是作为普泛化的文化代码被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吸纳和改造,成为全球经济与网络时代文化政治格局中的话语常态。　　 ⑸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现代”关系的困境及其自身的局限,在于它试图解构的中／西、古／今等“现代”二元对立,实际上形成了对它的理论设限和结构同化；或者说,以与“现代”的关系作为建构的内核和展开的框架,使这一话语缺少真正的自足性；这样,在“后现代的现代”与“现代的后现代”两极之间对“现代”的重建,其实也就意味着对“后现代”本身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