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价格波动、环境规制与补贴政策等因素的驱动，大量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造成猪肉及其制品的供应不稳定，对居民生活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散养户退出决策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存在羊群效应？一方面低养殖技能散养户退出生猪养殖，将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就业部门可以获取更多非农收入。另一方面具有养殖能力的散养户，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盲目跟从大众而退出生猪养殖，其从非农部门获得的收入未必高于继续从事生猪养殖。因此，散养户退出生猪养殖能否提高家庭收入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四川省成都市、资阳市、绵阳市、达州市和南充市等5个市作为样本市，于2014年就散养户家庭就业情况、生猪养殖情况与家庭收入情况开展入户调查，并于2016年通过电话回访补充了部分缺失数据，获取问卷560份，有效问卷550份。本文采用了其中的543份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基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考察非农就业对散养户生猪养殖行为的影响;其次，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消除内生性与样本选择偏差，讨论生猪养殖决策影响家庭收入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途径;最后，使用子样本回归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农户退出生猪养殖，但由于没有解决内生性问题，使得其影响效应被低估;(2)存在消极的选择偏差影响农户做出养殖决策，内生转化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散养户更倾向于退出生猪养殖;(3)生猪散养决策对异质性农户的影响不同，退出行为提高了退出户的家庭收入水平，继续行为也提高了继续户的家庭收入水平;(4)农户理性选择与农户分化并存，农户理性选择表现在不同决策均不同程度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农户分化表现在继续散养农户开始与企业、其它散养户、养殖小区联合养殖，形成不同的有机组合方式。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生猪养殖政策的出台不能“一刀切”;(2)健全生猪散养退出机制，促进生猪养殖适度规模集中;(3)完善农村地区就业市场，改善农户家庭收入结构;(4)加强配套制度供给，保障散养户养殖收益;(5)完善猪肉及其制品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生猪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