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推行之前,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及从事有关维新活动。这是近代广西历史的大事。这一历史事件原来并不彰显,后来有赖于事件的亲历者龚寿昌和亲闻者廖中翼两位先贤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学界的诸位研究先进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成果,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检视和发掘相关史实,并尽可能作出恰当的评价。康有为第一次到桂林讲学是在1894年末到1895年初,这时他主要的活动包括三个方面：收徒讲学,官绅宴会,游山玩水。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以有组织的讲学形式向广东以外的地区传播。其中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桂林名门子弟龙泽厚的中介及康有为叔祖康国器在广西的影响。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的时候,中国社会普遍已经酝酿了改革图强的氛围,广西也不例外。广西的维新事业因康有为的再次到来而快速启动。总的变革措施集中在成立圣学会、开办广仁学堂、出版《广仁报》三个方面。以讲学形式宣传维新思想贯穿康有为整个活动的始终。康有为这次在桂林的维新活动能够顺利展开,主要有三个原因：甲午战后的改革氛围：康有为本身政治地位的提升；广西士绅的大力支持。在相关史实方面,尚有不少内容是以往研究所没有关注到的,本文尽力作了发掘。其中包括：当时与康有为交往的一些在桂官绅； “保守派”的态度及选择；劝唐景崧回乡办团练与庚子勤王的关系：桂籍学生群体事迹；《桂学答问》分析；康有为桂林讲学思想内容分析；变法维新的初步措施如何“合群力”等。其中多有一些发覆之论。本文一以贯之的主线,始终集中在这样一个方面：康有为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调动种种的政治、社会、思想资源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在理论、实践及方法的层面,康有为的选择都受到整个时代环境的制约,但他却以一介书生,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其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广西的士子学人。而本文的最终落脚点,是要通过历史来说明,近代广西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是有重要贡献的,纠正了往昔论著以康有为来桂讲学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而反证广西“落后”的不恰当看法,从而为广西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