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社会稳定发展和国家独立自主的重大战略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较好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粮食需求量以每年约100亿斤速度递增,如此大规模粮食刚性的需求的释放客观上要求有不断提高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首先,本文系统借鉴了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的相关理论,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国际资源利用能力、粮食市场平衡能力以及宏观政策调控能力等五个方面,对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我国现行的主要粮食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国际比较分析,实证评估了各阶段粮食政策的效果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借鉴国外政策的思路与方法。再次,通过构建5个一级指标与40个二级指标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观ANP网络层次分析法与客观熵权法,计算出了各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并由此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宏观政策调控能力、粮食科技创新能力、粮食市场平衡能力和国际资源利用能力等5个一级指标对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影响权重分别为0.453、0.265、0.089.0.153、0.04。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权重最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保障粮食安全起关键性作用,其权重排在第2位；②对综合保障能力影响最小的5个二级指标依次是农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农业科技论文发表数、农业R&D人员数量中本科以上的人员比重、农业R&D开发机构数、农业R&D人员数等。这些指标反映出我国粮食科技水平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大5个指标分别依次是化肥施用量、农业从业人数、人均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以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等,这些指标体现出保护与加强粮食生产资源要素是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的根本；③对2009-2012年我国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与级别判定,得出我国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2012年我国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值为2.25,评价级别为“强”。接下来,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了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与政策效应评价模型。通过调整模型参数,对2000年以来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总需求与总供给影响进行了仿真,分别验证出了各政策的阶段性变化对粮食供求所产生的影响。基于综合保障能力角度,从生产、流通、储备与加工等环节对2009-2012年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效应评估,得出了不同年份不同政策集对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的贡献大小。其中,2012年财政政策的粮食生产效应为0.447、加工与消费效应为0.179、流通与储备效应为0.17；价格政策的粮食生产效应为0.315、加工与消费效应为0.095；金融保险政策对粮食生产效应为0.0745。最后,根据上述政策效应评估,构建出一套以增强粮食安全为最高目标、以提高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与粮食市场利益最大化为次级目标的四层目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分别对粮食生产政策目标、流通与储备政策目标、加工与消费政策目标进行了短期、中期、长期政策内容设计,并度量了每个政策对上级目标的支撑度。其中,以提高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为目标的支撑度为0.46,以保障粮食最大收益为目标的支撑度为0.54。综合各类政策对不同环节目标的支撑度大小,提出了增强我国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的宏观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