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型化形象”是英文stereotypes的译文，又译为套话、滞定型、定型视野、刻板形象等，原本指印刷上用的铅板，因其可以反复使用，引申为一成不变的老框框，旧俗套，思想领域内指人们对事物的先入之见。形象学研究中，“定型化形象”是人们对异国形象描述的常用方式。它将人们对异国的复杂想象简化为一个唯一的信息，以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进行传播。在美国，有很多关于其他民族的“定型化形象”，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定型化形象”。而且这种形象会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作品，戏剧还有电影等等。本文选择好莱坞中中国女性定型化形象为本文要研究的主题。在好莱坞塑造中国女性定型化形象的历史中，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且有影响力的华裔女星，一个是黄柳霜，另一个是刘玉玲。她们都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黄柳霜作为第一位好莱坞华裔影星在中国女性定型化形象的塑造起到非常重的作用;而刘玉玲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好莱坞华裔女星，对当代华裔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历史中华裔定型化形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象，早期华裔移民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华裔在美国人眼中视为“黄祸”。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存在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此时，好莱坞把华裔塑造为“黄祸”的形象，比如说在福满洲系列电影中福满洲的形象及龙女形象等。福满洲是一个非常聪明但很邪恶的人物，精通各种诡计，毒药等，希望能掌控全世界，这种形象深深地印在美国人的脑海里。一直到1937年二战的爆发，这种形象才默默地死去，由于二战期间，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同盟，一起对抗日本，这时中国的形象转变成像美国一样的人，而且随着日本逐渐地占领中国并且欺压屠杀中国人，美国开始以一种同情的眼光来看到中国，把中国看成是等待救赎的国家。这时候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拍摄的电影《大地》活得了巨大的成功，里面描述了辛勤劳苦的中国农民夫妇的生活，里面王龙的妻子阿兰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她沉默寡言，勤劳俭朴，默默地帮着自己的丈夫种田持家。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却也有其坚强的一面，大灾来临之时，她依然不肯卖掉自己的土地，而是选择逃荒来到了南方。善良勤劳的王龙夫妇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他们真正执着于土地，视土地为生命。影片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进行了更加实际和更加细致的刻画，从而纠正了美国公众昔日对中国人笼统而模糊的印象。美国人从电影中得到的不止是对于一个中国人的印象，而是对中国人总体形象的广泛印象。但这种形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加入苏联阵营，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好莱坞拍摄了很多反共片，描写红色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旨在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对中国的描述，完全出于想当然。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的种族矛盾在美国媒体上被逐步淡化，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李小龙的功夫片挟中华传统武术之威进入好莱坞，为英语增加了一个新的外来词“Kung Fu”。中国相对于其他美国的少数民族来说，是默默地融入美国社会的的群体，他们不计较付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是少数民族的模范。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华裔进入好莱坞，有演员导演制作等，他们作为一股新生力量使华裔形象多元化。“定型化形象”是美国电影塑造中国形象的话语方式，这一系列的“定型化形象”在美国电影中被反复复制，形成并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认识偏见，也建立了有利于西方人的种族秩序和等级标准。“定型化形象”包涵着等级与权力关系，实际是对他者的“他者化”表现方式。对于美国电影来说，中国既是异国的他者，也是文化他者，同时还是被“他者化”的他者。“他者化”是西方人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树立巩固自身的支配地位而有意贬低异质文化，将异质文化边缘化的行为。这即是萨义德所指东方主义的一种体现。美国电影对于中国“定型化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是对他者的想象。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也长期被笼罩在好莱坞的东方主义思维之下，难以摆脱被‘他者化’的命运。　　黄柳霜那个年代正处于第一个时期，中国人被看成是“黄祸”的年代，在她的电影里就有反映，比如说电影《龙的女儿》里面的龙女形象。除了龙女形象，她还塑造了柔弱的莲花形象。莲花非常顺服，听话完全被白人男性掌控。虽然这两种形象截然不同，但好莱坞塑造的目的是为了把华裔女性东方化。现今，和黄柳霜一样是华裔好莱坞女星的刘玉玲，同样也塑造了东方化的“定性化形象”，比如说功夫女及女夜叉。然而和黄柳霜所塑造的“定型化形象”相比，刘玉玲的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她从来没有演过柔弱的莲花形象。而且饰演的角色也很多样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美国不同的政治要求，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及华裔长期间的努力。但是要彻底颠覆好莱坞华裔“定型化形象”需要更多的付出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