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日益增长的经济与不断呈现的社会问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系列有关产品、食品、公共卫生等关乎民生安全的问题引起了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底线的强烈关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国际经济贸易日益紧密起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度早达到白热化的阶段,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对于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都到达了“零容忍”的地步,特别是跨国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重视的程度非常之高,OME(委托他人生产的合作方式)的存在,使得跨国企业对我国为其提供加工生产的合作商也提出了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在我国推行社会责任的历程当中,政府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2006年年底,在深交易所定制了《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下简称《深指引》),上交所随后也发布了《上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下简称《上指引》)之后,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直到2011年达到了峰值。但是,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如报告的结构十分混乱、内容随意而且无法量化、客观性和可读性不高等,特别是在主板和中小板企业之间,两极分化的现象特别严重。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的社会责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情况,会导致公众和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失去信心。鉴于此,本文在沪深300家企业中随机抽取100家作为数据样本,本文针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分析,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为基础,从财务会计的视角,探讨现行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和需要补充及完善的地方,一并提出具体实施我国社会责任报告模式的若干措施,构建具体可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