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在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千佛洞第288号石窟中发现5万余件完成于公元5至11世纪的文献，给科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和历史资料，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但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便被英、法、俄、日等掠走了半数以上。佛经以外的重要文献，则多为英、法收藏。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随着敦煌文献的陆续公布，敦煌学才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上，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体现了敦煌学已成为国际之学的现实。但由于敦煌资料分散异处，对其进行全面搜集整理与研究并非一件易事。　　在5万余件敦煌卷子中有干余件、百余种中国传统典籍，《老子》即其中一种。作为我国最古老哲学著作之一的《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敦煌先秦典籍中保存数量较多的一种。今存较早、较完整的《老子》多为宋、明刻本，而就目前国内外已公布的78件包含经文的敦煌写卷《老子》而言，除了个别写卷抄写于六朝时期外，其余基本抄写于唐代。尽管是残卷，由于抄写年代较早，更多地保存了《老子》原貌。这78件皆为手抄本，其中既有出自平民之手的抄本，同时也有出自一般文人及上层文人之手的抄本，能够比较真实地显示当时文字使用的实际状况，为我们揭示六朝至唐代文字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78件包含《老子》经文的敦煌文献中，绝大多数影印件字迹清晰，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我们选择敦煌写卷《老子》作为研究对象，对77件敦煌写卷《老子》版本与经文用字进行全面整理。运用王宁先生提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对这一共时阶段的文字进行全面整理与系统的分析、描写，初步揭示唐代汉字的实际使用状况、构形特点及其在汉字史上的地位。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敦煌写卷《老子》版本整理　　自从敦煌写卷《老子》公布以来，前贤在其版本整理与缀合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尚存在不完善之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敦煌写卷的不断公布，我们所能见到的敦煌写卷《老子》亦愈来愈多。因此，对散落异地的各卷进行缀合，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研究敦煌写卷《老子》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故本文对目前国内外已公布的包含经文的77件敦煌写卷《老子》版本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对分散异处的各写卷进行了缀合。　　2.敦煌写卷《老子》异文比较与研究　　本文以法藏写卷P.2329第一章至第九章、英藏写卷S.6453第十章至第八十一章经文为底本，与其他75件敦煌写卷、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郭店楚简《老子》甲本、郭店楚简《老子》乙本、郭店楚简《老子》丙本、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王弼本《老子》及河上公本《老子》经文进行比较，异文分别录出。同时对敦煌写卷《老子》异文用字进行了分析。　　3.敦煌写卷《老子》经文文字构形系统研究　　77件敦煌写卷《老子》经文约54236字，本文把整个敦煌写卷《老子》经文看作一个静态的共时平面，在对约54236字的材料作穷尽性考察的基础上，对敦煌写卷《老子》经文文字的构形体系进行分析与总结。同时对直接构件、构形模式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通过对敦煌写卷《老子》经文5万多个字形的整理，共得到1689个不重复字样，981个字样主用体，其中独体字160个，合体字821个，通过对821个合体字的拆分，我们共得到172个形位，486个直接构件。就构形模式而言，在唐代，合体字构形仍以音义合成为主要模式，占全部合体字字样主用体的85.87％;其次为会义合成字，约占全部合体字字样主用体的11.08％;再次为表义合成字，约占全部合体字字样主用体的1.95％;形义合成字所占比例最小，约占全部合体字字样主用体的1.07％。　　4.敦煌写卷《老子》异形字与同形字分析　　本文对敦煌写卷中异形字与同形字进行了分类与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敦煌写卷《老子》中的许多异形字与同形字并非抄写者任意为之，而是有一定历史传承的。　　在传承的同时，汉字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简化。一些形体简单的字形不可抗拒地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用字。如在敦煌写卷《老子》中，“來”全部写作“来”，无一例写作“來”;“彌”全部写作“弥”，无一例写作“彌”，等等。一些构件的简省、叠笔、混同等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字的简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