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商标行为引入了一种惩罚性的赔偿方式。这一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惩罚性赔偿具有惩戒、威慑、激励功能。如果能够切实地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优势,可以为商标权提供充分的保障,维护各方的利益平衡。然而,该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基于何种情形对侵权人予以“惩罚”,以及惩罚性赔偿应如何计算尚缺乏清晰标准等。为探讨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选取了126个案例组成样本,基于对样本案例的分析,试图对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做出回应。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界定《商标法》第二条中"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只有对"惩罚性赔偿"的界定有明确其定义,才能有更好的研究。除了《商标法》第63条第1款明确规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外,带有惩罚性的法定损害赔偿部分属于《商标法》第二款中的"惩罚性赔偿"。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一法律问题均存在明显的看法分歧,本文认为:《商标法》中带有惩罚性的赔偿既可以包括第63条第1款下的惩罚性赔偿,也可以包括其他带有惩罚性质的法定赔偿。其次,对商标惩罚性赔偿的法理基础、立法现状及制度功能在第一章中均有讨论,以期更好地分析商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问题。收集了126个商标惩罚性赔偿制度案例进行介绍,并且对案例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着重对法院裁判要旨进行研读,对法院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及其原因、适用要件和判决金额进行比较。126个有效案例中,可分为支持惩罚性赔偿案件52个,不支持惩罚性赔偿案件15个,法院态度模糊案件62个。法院从被告侵权规模、侵权持续时间、侵权地域、侵权形式、对原告商誉影响、被当事人/民事法庭/刑事法庭/行政机关等要求停止侵权后是否继续侵权等角度分析了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数额的确定。进一步通过对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样本进行分析,从而发掘出商标惩罚性赔偿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法院判决中对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说明来看,虽涉及惩罚性赔偿的案件逐年增多,但不少判决对于赔偿的性质未作明确的说明。司法实践中宜适时明确地表明案件的赔偿是否带有惩罚性。其次是商标惩罚性赔偿案件对“恶意”与“情节严重”两个构成要件的适用问题。恶意与情节严重均无明确的评价标准,而且恶意与情节严重内涵不明,需要加以厘清。最后是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虽然“三费”争议较少,但是惩罚性赔偿倍数确定的实践性、个案性极强,往往需要结合全案作综合判断,如何达成统一的裁判规范还有待研究。针对上述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样本中分析出的问题,提出建议。首先,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商标的特性说明法定赔偿亦可带有惩罚性。其次,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所考量的具体构成因素丰富多样,与法定的“恶意”、“情节严重”两个构成因素并未作清晰对应。对此,需要总结与分析商标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要件。本文认为,恶意比故意更进一步,要求在案证据明确而有说服力地证明,即被告实际知悉其行为侵权,追求或放任侵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而情节严重的判断与恶意的判断有重合亦有不同,适用时既要保持两个构成要件的论证逻辑紧密关联性,也要做到惩罚的力度应当与被告侵权行为客观上的危害程度一致,做到罚当其责。再次,结合司法实践与上述基本规则,指出认定恶意的七种情形与认定情节严重的三种具体情形。最后,商标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法官综合考量被告恶意与情节严重的程度,对程度不同者判以不同的惩罚性赔偿倍数,本文初步提出应根据知识产权价值高低、权利人损失大小、侵权行为严重程度,确定高、中、低三个程度,并认为法院在面对被告为中小规模生产经营者时应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在经营者遭受行政或刑事处罚以后应合理酌减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