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构民族国家、面向工农兵,又异于“五四”的文艺形态,延安文艺的复杂化成因除了时代和政治的因素之外,还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特殊的空间场域内,共时性存在的文学形态与“在地性”的自然和人-地环境联系在一起,同时流动性空间场域又让文学地理从一个核心区域扩展到多个相似区域,形成“同一”的文学空间。在这“同一”的文学空间内,召唤了各地文人奔赴延安,在普遍的文学想象中,形成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同时在场的大众文艺形态。本论文试图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来解读延安文艺形成的多元性,即地理空间因素对延安文艺生成的影响究竟有哪些,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导向是否受到特定的空间影响,延安核心区域之外的文艺为何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延安,“在地性空间”与“流动性空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等等。本论文所指的延安文艺是以延安为核心,包括陕甘宁边区,以及地理空间相似的晋察冀边区（1）和太行山区一带。延安从中国共产党落脚开始就开启了极具文学地理色彩的文艺建设和文艺运动,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生态等影响下,构成了既有民间特色又有改造话语的文艺。故本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主要由以下五章内容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探究战时文学格局的变化与延安文艺初始。在这一章内容中,首先分析延安及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的地理环境以及红色革命基础对中央红军最终落脚延安的影响。其次,探究陕北这一文学地理空间对延安正面形象塑造和文学传播的优势,侧重于埃德加·斯诺等中外记者对延安报道所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奔赴延安,从而战时文学格局发生了改变,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山区的文学格局变化与转移。第二章主要探究人-地环境对延安文人的感官冲击。首先是自然环境对文人的身体冲击,南方的环境与城市的氛围与延安黄土高原的环境形成极大反差,从而形成延安文艺中的“风景”书写现象;其次是陕北的精神场域和人文环境对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地性的空间对人文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边区自由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场域和极具民间特色的艺术,对文人特别是后期深入工农兵场域中的文人形成的创作再造;另一方面流动的空间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形态,比如在特定空间下形成的依靠墙头、树干、岩壁、街头等形成的街头诗运动。第三章探究社会生态环境对延安文人的价值内化。首先是文人身份和生存语境的变化。文人的生活环境不再是自由谋生的市场人而是享受供给制的公家人,吃穿住行都有相应的分配体系。这与延安这一蕞尔小城的环境有关,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只能通过集体的生活分配制度而非市场化的个人来调度物资,最大化的满足生活所需。同时后期战时局势的巨大变化,在“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前提下,全民大生产运动影响下的劳动叙事、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政治风向标也同样随着延安社会空间的变化发生巨大转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生的空间场域以及对文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工农兵为接受对象和翻身主体在文艺政策上的反映。第四章探究延安时期“集体”书写形成的文学地理因素。本章主要探究集体书写、创作何以在延安及边区盛行?文学地理空间对集体书写的形成提供了怎样的条件?在闭塞封闭无法进入市场流通的文学中,供给制生活和集体语境给集体书写提供了什么条件。从延安初期的面向工农兵的集体征文到集体编演的戏剧,直至后期戏剧的集体编写、导演到集体演出,甚至群众参与修改,在这其中形成了面向边区民间的、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即从晋察冀边区流传到延安的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贺敬之、丁毅等鲁艺集体创作,再到群众深度意见反馈,最终反复修改成型,并再次传播到敌后根据地的新歌剧《白毛女》,正是文学地理与集体融合的典型例证。第五章探究延安文艺语言的“在地性”。本章选取了三个典型作家,分别是从“亭子间”到“土窑洞”的作家丁玲、短暂停留延安的诗人卞之琳、具有鲜明“在地性”特征的作家赵树理。从这三个作家不同的语言风格变化中,分析文学地理空间对作家语言风格的深度影响。丁玲作为延安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从五四时期的欧化语言到延安时期的风景书写,直至后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转变,是她从原籍地理到活动地理的深度转变;卞之琳作为短暂停留延安一年（1938年8月—1939年8月）的诗人,从新月派的浪漫转为革命与写实的铿锵,与意识形态关系甚微,而与他延安——晋察冀前线之行有非常密切关联;和丁玲、卞之琳不同,赵树理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沁水县人,原籍地理与活动地理高度重合,从而让原籍地理的文化直接融入到写作中,形成在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语言“翻译者”,最终形成独具地方性的民间话语。总而言之,在战时这一特定时期,在延安这一特定的大空间下,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文艺形态,这一文艺形态既有着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又有社会空间的流动影响;同时在战时格局的变化中,影响了延安后期话语走向,延安文艺最终在想象空间（地理）——客观（自有）空间——创作空间——接受空间中形成一种面向民间、建构民族并与延安道路相一致的文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