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究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GVC）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自2000年以来,GVC包含的产业和活动呈指数型增长,参与GVC的产业从制造业逐渐发展到能源产业,再到曾被认为“不可交易”的服务业,例如电话中心、医疗和研发等。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成为GVC中的一环,加入GVC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发展自身经济的重要途径。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价值链（GVC）的兴起推动了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但世界经济格局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权力不平衡,有着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往往可以占据GVC中如设计和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缺乏相应的人才和技术以及达不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只能从事低附加值活动,或从发达国家进口相应服务贸易,这在一方面将抑制本国产业的发展,导致本国产业从GVC“脱钩”。那么,考虑到自贸区开放服务业,降低服务贸易壁垒的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自贸区是否会促进一国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选取最先加入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七个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CAFTA成立十周年后自贸区成员国服务业的发展及成员国服务业在GVC中的地位变化,并对影响成员国服务业GVC地位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发展趋势方面,各国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除文莱外,其余成员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出口增加值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新加坡服务业增加值达到总出口的40%。在各国服务业在GVC中的地位方面,本文选取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对成员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了分析。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方面,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十年间较为稳定,印度尼西亚、中国、菲律宾的全球价值链指数略有上升,文莱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波动较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形。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方面,除中国外,其他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较为稳定,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CAFTA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根据数据可得性及有效性,本文选取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代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选取人均资本量、信息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东盟自贸区及制造业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三个国家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三个国家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资本存量及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影响较大,资本积累及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服务业发展,从而提高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FDI的增加及加大开放程度可能会导致服务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GVC地位的下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考虑到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大都由发达国家主导,及价值链中存在的权力不对称,加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提高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需要与之匹配的政策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应处理好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外资进入的关系。一方面要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本国新兴的服务业要进行适当的保护,逐渐提高本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使本国服务业向着高附加值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