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民族解放浪潮兴起之前,帝国是联结不同民族和地区最重要的桥梁。帝国统治着辽阔的领土,将众多文化信仰不同的民族组合在同一个政治实体中。帝国的统治必定是多样的,它需要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解决众多异质族群交流所产生的矛盾,需要运用刚柔并济的策略和手段打压分离势力、安抚地方实力派、扩大自身统治基础。这种特有的统治理念曾出现在多个古典时期帝国中,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古罗马帝国都拥有类似的统治特点,他们的官员和教士们秉承这种理念将辽阔疆域内众多互不相识的居民集结在一个皇帝的旗帜下。研究帝国史有利于了解古人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边缘族群之间的矛盾,并建立有效的共识。奥斯曼帝国史研究是帝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16到18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的成熟期。它在这一时期彻底控制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东南欧地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等巴尔干半岛基督教族群都处于帝国的统治下,被迫向素丹缴纳税收,并以“血税”的方式为帝国军队提供士兵。奥斯曼帝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士兵以及统治精英皆来源于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地区。同早在十一世纪就开始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小亚细亚地区不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内部,来自东方的突厥人没有成功地将境内所有的原住民转化为穆斯林,将他们的语言变成突厥语。半岛内部的民族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复杂多样,土耳其人和穆斯林都不占主导地位。巴尔干半岛的南部生活着希腊人,他们居住在发达的港口城市中,拥有一群富裕的商人群体和学识渊博的法学家。半岛的北部生活着保加利亚人,他们大多从事农业,并占有半岛最好的耕地,他们的精英阶层是由土地贵族和修道院的修士所组成的。半岛的东北部生活着波斯尼亚人,他们居住在贫瘠的山地,信仰着同周边其它民族格格不入的“博格米派”(Bogumilstvo)异端基督教。巴尔干地区复杂的民族政治形势为奥斯曼帝国治理这一地区带来了巨大困难。从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第一次跨越达达尼尔海峡,征服对岸的巴尔干领土后,帝国政府便开始逐步摸索有效统治巴尔干地区的方式。历经多代素丹和大维齐尔(Vizire)的努力,到了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一套多样化的统治模式。在希腊地区,帝国政府通过城市改造推动当地城市景观不断伊斯兰化,引入新移民和“瓦克夫”(Waqf)使得当地主要城市内部穆斯林人口比例大幅度提升,建立新的上城区,推动城市精英阶级不断奥斯曼化。帝国政府将希腊地区的手工业组织纳入到帝国整体社会服务体系中,利用独特的行会管理体制对希腊众多行会的生产活动进行严密控制,确保当地商品供应稳定,引导希腊地区通过境内外贸易,加入到广阔的国际贸易网络中。帝国政府利用“禁卫军”(Janissaries)、蒂马尔(Timar)、阿尔巴尼人、和一些特殊免税群体维护希腊地区城市和乡村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在波斯尼亚地区,帝国政府通过建立新的伊斯兰城市、释放已改宗的奴隶、主动引导人口迁徙等措施使波斯尼亚地区人口在18世纪初彻底伊斯兰化,建立连接萨拉热窝和伊斯坦布尔的贸易网络,强化波斯尼亚同整个帝国的经济联系。帝国政府允许波斯尼亚的地方精英通过“德米舍特”(Devsirme)制度和圣战的方式进入帝国中枢,为素丹控制巴尔干各族群,对外扩张提供重要助力。帝国政府将穆夫提(Mufti)这一职位与哈乃斐派(Hafenai)绑定使得当地与中央保持思想上的趋同,控制穆夫提职位的任免确保当地宗教精英忠诚。在保加利亚地区,帝国政府鼓励土耳其移民殖民保加利亚地区,不断增加保加利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帝国政府利用希腊教士,垄断保加利亚的各级教职,使得希腊语挤占保加利亚语的生存空间,打击当地的的民族主义情怀。为了镇压当地地方精英的反抗,帝国政府采取了如审查拉丁文献出版等手段,遏制地方分离势力。在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爆发之前,这种多样化的统治手段确保了巴尔干各族群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在中央和巴尔干地方精英之间建立共同认同和利益同盟,保障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秩序的稳定。